本报记者 李梓

　　一个时代的终结终需要一个符号。2004年最后一天，“中国红客联盟”(HUC)发起人lion关闭了这个曾经聚集了国内最多“黑客爱好者”的网站。这在网上激起了一波怀旧潮，一篇名为“告别中国黑客的激情年代”的帖子成为春节后网络上的热门转帖。中国的大部分网民(超过一半是在2002年以后才接触网 络)第一次听说从1998年到2001年发生的6次中外黑客 大战，他们中的一个说：“就因为晚生了两年，我竟然没有赶上那么多事情。”

　　黑客们的反应与大众正好相反。听到“红盟”解散的消息后，一个叫大鹰的黑客说，“那群小孩儿长大了。”

　　从1994年中国邮电部对普通客户开放网络服务算起，中国的网龄已过10岁，中国黑客的年龄还要更长久些。199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院建设了一个试验性质的网络，开通不久，一名欧洲黑客发现了这个陌生的地址并闯进来，成为中国第一个黑客案例。

　　1996年，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开始尝试建立BBS。这一年，英国17岁的女中学生莱安诺·拉斯特凭想象写出的《骇客帝国》，成为那一年的畅销书，“hacker”这个词传入中国，被译为“黑客”。次年，中国最老牌的黑客组织“绿色兵团”成立，黑客从此有了自己的江湖。

　　真正的黑客追求的是技术，极少人懂得他们世界的语言。1998年，一件意外的事件使中国黑客浮了上来。当年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直到8月，一部分相关的图片和报道才通过互联网传到了中国，一群愤怒的黑客决定对向印尼网站发起攻击。这次攻击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和赞许，为次年的中美黑客大战打下良好基础。

　　1999年5月8日美国“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中国网民向白宫投掷了大量的垃圾邮件阻塞网路，并成功图改了部分美国军方网页。在这次行动中，一位黑客赋予了这个群体新的颜色——象征着革命的红色，还发明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honker”，意为“爱国的黑客”。

　　1999年正是网络泡沫年，黑客在这阵势不可挡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泛起了泡沫，一群技术刚刚起步的黑客开始建设自己的黑客网站。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黑客联盟”、“中国鹰派”、“中国红客联盟”等一大批黑客网站兴起，带来了黑客普及教育。不仅年轻人急于赶上这股浪潮，家长们也格外的支持，一位家长对参加中美黑客大战的儿子说：“学了这么多年电脑，也该到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但并非每个人都为这种现象而高兴，“当你企图用文化去解构技术，它也许会发展成科学，也许会发展成巫术。”老牌黑客alert7说。

　　黑客大战催生了一大批新生代黑客，也使他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浮躁和急于炫耀的陷阱，新生代不甘于默默无闻地摸索黑客技术，而是把技术当作玩具。当一批小孩使用木马冰河盗取QQ号码并觉得好玩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前辈冰河从未攻击过别人的电脑。

　　若干次黑客大战后，无论黑客还是公众都开始反思这一行动的积极作用与副作用，到2002年，这股浪潮开始消退，就像lion在他的告别留言里说的那样：“激情早已不在。”此后几年，尽管各种黑客组织此起彼伏，但大型的黑客大战再没有发生过，而黑客这个原本隐秘的江湖，出于商业的需要，正在驶向浮华和炫耀的水面，绝大部分老牌黑客组织已经转变成了商业机构，黑客也摇身一变为网络安全专家。在网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红盟网站，在正式关闭前，已经多次关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红盟解散后，有人问：红盟倒了，还有新的黑客站出来吗？这根本不是问题，尽管黑客文化在逐渐由大众回归小众，但伴随着中国外交摩擦而发生的小规模黑客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黑客江湖的浮躁，我们无法忘记1999年那个愤怒的夏天，当看到白宫网站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心里忍不住浮动的快意。

　　万涛 “黑客教父”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在万涛口中，柳传志不是“柳总”而是“老柳”。“他挺平易近人的，那时侯经常跟他一起吃饭。”

　　“那时侯”是1992年，万涛还是个大四的学生，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会计，同时在中关村给联想打工。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老柳”早已如日中天，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泰山北斗，而“老柳”眼中的“小万”也成为了中国黑客中的大哥“老鹰”，“中国鹰派联盟”的灵魂人物。

　　“病毒这东西挺好”

　　第一次有这想法的时候，万涛上大三。那时他就把心思都用在了机房：每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10点出来。一杯水，两个苹果，一坐就是一天，不去吃饭，因为回去就没机位了。

　　当时病毒刚开始流行，万涛碰到了一个叫“大麻”的病毒。“当时很兴奋，觉得病毒这东西挺好，很短小的程序，却能造成很大的破坏。”

　　学会计的万涛觉得自己想要胜过那些计算机科班生，只能找一个取巧的手段，病毒显然是最佳选择，“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想了就干，不久第一个类似“java”的病毒就弄出来了。这个小病毒造成的效果是学校整个公共机房的瘫痪，无计可施的老师最后竟然找到万涛帮忙。自己制造的病毒自己当然清楚，“杀毒”成功后，万涛成了机房的“座上宾”，获得了免费上机的权利。

　　三个月后，万涛在父母的单位发现了自己制造的的病毒，而父母的单位在南昌。

　　万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东铁路集团。做不来会计的他给就集团做了一套财务软件，这套软件单位一直用了十年。不过他觉得这个“铁饭碗”的日子实在枯燥，1995年的一天，万涛在报纸上看到普华会计事务所招聘，就直接应聘到普华做审计去了。

　　按时上下班的日子让他头疼，1996年万涛辞职出来做了一个自由程序员。此后的万涛做了一个网络技术公司，但公司不景气，他就到南易科技公司做了首席安全顾问，一直到现在。

　　刺刀带着思想

　　万涛说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论者，他不知疲倦地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黑客文化”，并不讳言中国黑客的民族主义情结。他说，要想营造中国的黑客文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吸纳一些非技术因素。

　　1997年纪念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的时候，万涛参与攻击了日本官方站点。此后诸如1998年针对印尼，1999年针对美国，2000年初针对日本的行动他都参加了。2001年陈水扁发表“就职演说”后，万涛组织大陆黑客发动“反台独”战役，在“水莲会”的主页上贴上了五星红旗。

　　也是在这期间，一个叫“白浪”的网友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或许需要“鹰派”，很多网友以为是网名叫“中国鹰派”的万涛发的帖子，随后纷纷跟贴，要求成立一个“鹰派”组织。万涛也以“中国鹰派”的名义参与了讨论，并于5月21日发表了《班门弄斧：中国鹰派点评阿扁演讲》的文章。于是从此，“中国鹰派”“以一声有力的呼喊、带着一种庄严和责任诞生了！”

　　万涛在“鹰派联盟”的章程中倡导一种“健康的黑客文化”，努力让黑客们以建设者的身份回到现实，而不仅仅是破坏。“我相信，我们联盟所怀抱的信念，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和积极进取的信念，‘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既然为鹰，就必须有鹰的傲气和自尊。”

　　因为总喜欢谈黑客的责任，万涛被一些崇尚技术的黑客说成是“以娱乐化手段领导大众黑客”，但万涛依然用布道者的热情去阐述自己的思想，“一直有两种声音在交锋，一种是唯技术论，一种是红客精神。”

　　他甚至雄心勃勃的要搞大众网络技术培训，“黑客技术就是刺刀，可以用来保卫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言论阵地，但是仅仅有刺刀没有思想是不行的。”他说，“我们要像拿破仑的军队，刺刀要带上思想。”说这话的时候，万涛的口气就象一个牧师。

　　这个已经33岁的黑客写了首《中国鹰派联盟网主题歌》：“我们是中国的鹰派，我们要做民族的精英，所有正义的人民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我们会永远战斗不息。”

　　他称自己的伙伴为同志，他的“鹰盟网”上有“社稷民情”、“思想争鸣”等栏目，最近推荐的图书是《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周帅 “江湖”十年间

　　-本报记者 马昌博

　　这个27岁的年轻人，留平头，戴眼镜，一身黑衣，目光冷峻，很契合他的网名Coldface(冷面)。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他的网络身份：一个黑客，一个中国黑客。

　　“我上高中的时候做黑客就差点被抓起来。”周帅说。在江苏东台中学上高三时，周帅因为三番五次“黑”临县一个政府网站的聊天室而被电子跟踪，气急败坏的公安人员声称要抓他。那是1996年，周帅还未满18岁。

　　从1995年开始上网，到成为中国最早的黑客组织“绿色兵团”的重要后续成员，十年间，作为中国第二代黑客的周帅跟随中国黑客的节拍潮起潮落。

　　大一的年轻“助教”

　　周帅上高二时接触到电脑和网络，开始只是玩游戏，其后开始钻研技术。上了高三后，周帅“理所当然”把学习放到第二位，“白天逃课，晚上逃自习”，在网上去各个站点学习交流，学习一个叫Coolfire的黑客写的黑客技术教材。周帅网络技术突飞猛进，而学习成绩只有历史和英语还可以，其它的都是一塌糊涂，险些过不了高中会考。

　　高考“自然名落孙山”，而周帅借父亲的关系到苏州大学去委培，专业是计算机工程。发现学校的教材已经落伍了，“没我高中学的多”。因为技术好，大一时周帅当了一个学期的“助教”——给同班同学教授计算机基本知识。“上午老师教，下午辅导员就叫我再给同学开课，我跟他们也没什么隔阂，讲上45分钟，然后让他们提问半个小时。”半年的助教生涯让周帅很有成就感，提起时都透着得意。

　　这是周帅大学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一年之后，周帅再度扬名学校——迷于做黑客的他除了计算机和英语之外的其它课程都要重修。处于劝退境地的周帅决定“跑路”——他从学校不辞而别，大二第一学期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黑客前辈

　　当时正是网吧流行的时候，周帅说“学校周围的网吧几乎都是我给装起来的”。南京某报社要招聘网管，因为没有这个职位，就以记者的名义把周帅招进了报社。

　　此时，周帅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代黑客组织“绿色兵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自从一年前加入“绿色兵团”，通过不断“黑”外国网站练手，“Coldface”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名气。周帅后来成为“绿色兵团”分站“网络力量站”站长。1999年，网络泡沫兴起的时候，“绿色兵团”酝酿商业化，并在当年7月成立了上海绿盟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此时在报社无所事事的周帅也被网络安全技术商业化的“前景”所鼓舞，在1999年底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网友假面舞会”后，离开了报社，纵身下海。

　　他先是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网管，然后出来单干，和另外一个人合办公司，对方出资，周帅技术入股。公司一开始还算赚钱，不久资金就出了问题，很快倒闭。

　　此后的周帅变的神秘起来，他只肯说自己前年底才回到老家江苏盐城，现在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凭自己的“江湖名声”接活，“主要是给人做网络方面的项目”。记者查到了周帅的网站，是一个叫“亚洲情报中心”的站点，上面有“致力于提供战略咨询，市场顾问，科技情报”的字样。因为不是注册用户，记者无法了解更多情况。

　　已是黑客界“前辈”的周帅手下有一大群黑客出身的技术人员，著名的黑客组织“红客联盟”的创始人lion就曾在他手下做过职员。

　　绿色兵团的创始人Goodwell 说周帅“脾气比较大，但是为组织做过很多事情，纯ORG(组织)的强烈拥护者。”但同样是著名黑客的“大鹰”却对记者说周帅“就是一个商人”。

　　周帅的QQ形象是一个拿冲锋枪的蒙面人，名字仍就是Coldface，做了十年黑客，周帅对它的热爱，似乎依然不改。

　　艾奇伟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黑客”

　　-本报记者 李梓

　　“中国没有真正的黑客。”大鹰说。

　　“你自己也不算吗？”

　　“不算，真正的黑客绝不会进入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更不会接受媒体采访。”

　　在广安门的一家咖啡馆，大鹰携女朋友翩翩而来，一时给人一种错觉：黑客是一个挺时髦的群体。他的好友，另一位黑客“病毒”纠正了这种错觉：“他是我们这伙人里最时髦的一个，大部分的人都像我这样。”

　　1978年出生的大鹰已经习惯于把那些只比他晚出生两年，却晚了一个年代的同道称为“小孩儿”。在网络上一度激起万千网络青年热血沸腾的“中美黑客大战”，被他称为“小孩儿之间的战争”。

　　在专业黑客网站“安全焦点”上，有他原创的帖子，教导别人：“要做黑客，一定要掌握一种汇编语言。”大鹰精通Linux系统内核，但因为从来没有做过专职的程序员，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客。

　　当他不追求纯粹的时候，他叫艾奇伟，身份是北京中航嘉信计算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副总经理。

　　黑客=网络安全人员

　　“中国所有的黑客都在都在网络安全公司里，因此中国已经没有黑客了。”大鹰说。事实的确如此，在中航嘉信这间不大的公司里，集合了大鹰、冰河、病毒等6名中国一流黑客转型成的高级网络安全人员。其他著名的黑客，挤在上海和深圳的几间网络安全公司里。

　　中国的网络安全行业刚刚起步，资本对这个行业的盈利周期要求过快，导致大量的公司经营不到一年就被抽资，也造成行业内人员流动过快，江湖的狭小和快速流动让这些黑客们常常不期而遇。两年前，有人号召大鹰去上海，因为“冰河在这儿。”没等他拿定主意，那间公司关门了，冰河和他在北京成为同事。

　　大鹰目前正在参与制定中国网络安全标准，这是公司参与的一个项目。“所有的人都以为防火墙就是网络安全，但这个标准告诉人们防火墙只是5个安全等级中的一个。”在顶级黑客的眼里，世界上惟一安全的防护是物理隔断，而现在中国的许多服务器无异于门户敞开。网络安全公司的业务才刚刚兴起，盛大网络去年请了专门的网络安全公司来确保网站安全，政府也是网络安全公司的重要客户。

　　“我从不参与小孩子的战争”

　　“中美黑客大战你参加了吗？”

　　“没有，我们团队的所有人都没有参加。中国用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方法，上去几万人，把别人的通道堵死，一个真正的黑客根本不屑于采用这种方法。如果真正爱国，应该把技术学得更加扎实，把我们自己的网络建设得更加安全。”

　　与其他许多黑客的故事雷同的是，大鹰在大学时也是一个挂科大王。“因为兴趣爱好广泛，常常逃课去玩”，差一点被学校劝退。大三时，他想到了一个挽回尊严的方法：“我要学到学校教不出的东西，让他们另眼看我。”他挪用了家里给的学费，去学习linux，经过几年的钻研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尽管毕业于南航计算机系，他却把自己归为半路出家的一类人，他为此很后悔：“系统教育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听课，今天的网络安全业，已经到了那些接受了系统教育的一代来淘汰我们的时候了 。”

　　肯定有那样的黑客

　　大鹰有诸多的爱好，比如足球。“黑客必须是对技术有兴趣的人，就像足球一样，只有像马拉多纳那样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的人才能成为球王。”大鹰打破了许多关于黑客的成见，他不抽烟，有一个感情稳定的女朋友，还有一群关系牢固的伙伴，这个团队中的所有人都以追逐技术为乐。他们之间约定，大家尽管在公司的位置不同，但报酬应当相等，以团队的名义取得的股份则平均分配。他们共同的遥远梦想是将来有一个股权属于自己的公司，等运作得很好了，就把公司经营交给职业经理人，自己仍然转回去做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专心地研究技术问题。“商业只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壳，对技术的追求才是黑客的核心。”

　　有一个非技术性问题大鹰一直不愿意松口：“我们根本不能算真正的黑客，我们只能被称为网络安全人员。”

　　“那么，真正的黑客是什么样呢？”

　　“他应当躲在人们视线所不及的地方，从事着与网络安全完全无关的工作，把对网络安全的研究当作一种消遣。”

　　“那么，你认识这样的黑客吗？”

　　“我想这世界肯定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们不认识。”

　　林林 “奔四”一代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因为黑客技术而成为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特招生，连林林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2002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林林被桂林工院的光信息与科学专业录取。早就喜欢计算机的林林“肯定是受不了这种专业的”，于是就给校长写了份材料要求转到计算机系。材料上附了他在高中时发表的一系列黑客技术文章，和自己做的一个精美的网页。

　　校长也是学计算机出身，见到林林的材料非常高兴，说计算机系很多年没有专业特长生了，这个人不学计算机太可惜。有了校长的话，林林破例转到了热门的计算机工程系。作为中国的第四代黑客，林林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黑客技术带给他的实惠。

　　“同学，把我写谦虚点，‘老鹰’是我大哥。”这个小字辈叮嘱说。他的网名叫“冰雪封情”。

　　“邪恶八进制”

　　“中国黑客的大联盟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将是更为精练的小组模式。”23岁的黑客林林说。林林领导的黑客组织叫邪恶八进制安全小组，简称EST。在它的网站首页上有一 句口号：打造专业黑客组织。“我们要提出中国第四代黑客最锐利的新思想”。

　　林林强调说邪恶八进制不会参与“无聊的黑客攻击”，他给自己订的准则是“永远不参加以政治、商业或者其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任何渗透和攻击”。

　　林林第一次接触网络技术就是为了清除病毒而不是攻击别人。那是在他上高一的时候，刚买的电脑中了一个简单的病毒，恼火的林林开始研究解决方法，开始接触黑客技术。

　　他经常在晚上偷偷起来上网，第二天父亲一查历史记录就能知道他又熬夜了。受了惩罚之后，林林开始研究怎么清除上网记录，好骗过父亲。这个简单的动力驱使他迅速成为了网络技术发烧友。

　　成为黑客是在2001年。因为“中美撞机事件”两国黑客彼此攻击不断，对1998年的“黑客大战”有些印象的林林重新燃起对黑客的崇拜，而且此时自己的技术“不是很菜了”。正好中国黑客联盟要成立华北站，招募斑竹，林林就试着去申请，“当时还邮寄了详细的材料和身份证复印件，非常虔诚，现在看来当个斑竹算什么啊。”

　　林林目前想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找一个固定的服务器。曾经有一些相关部门说要提供服务器，“都是这个厅那个厅的”，林林都拒绝了。“我们就是想搞技术，政治这东西一参与了就很难全身而退。”与“老鹰”不同，林林这一代黑客没有那么多热情。

　　另一个则是邪恶八进制的合法化。“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公安局备案了，就是怕那一天国家一整顿黑客站点你再想备案就来不及了。”

　　“挂的几乎没有学位证”

　　林林说自己“记性挺好”，但“正经”学业却不怎么样。高中复读了一年才考上桂林工院，而现在上大三了，已经挂了24个学分，学校规定挂到25个学分就没有学位证。

　　“主要是跟老师关系不好，有些老师教的太烂了，我看不上他”，而且“在脸上就能表现出来，这样老师当然不让你过”。电子商务课林林几乎每节必逃，“这个是开卷考试，就这老师硬让我挂了。”

　　林林的父亲认为儿子这种特长生，“不可能什么都学的很好，兴趣才是他们最拿手的。”而且他认为林林现在从事的是一项“事业”，“为了国家和世界的网络安全”。

　　林林谈过5次恋爱，“4个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最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叫“鱼”的姑娘，中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鱼”在一个论坛上问了个问题，林林给回答了，后来就打电话联系，再后来“鱼”就从长沙到桂林和他见面，俩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林林说，这是他“惟一一个真正接触到的女朋友”。

　　林林不抽烟不酗酒，他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思维的清醒是最重要的。在个人网站上，他如此介绍自己：冰血封情，男的，182公分，很菜，且丑，偶尔有些三八，没了。真没了。

　　“绿色兵团” 标本的兴衰

　　-本报记者 马昌博

　　这是一个被众多黑客称做“黄埔军校”的中国最早的电脑黑客组织。

　　它曾一度辉煌鼎盛，注册成员据说达到3000人，高手云集；它曾“黑”掉国外站点无数，和网易数次发生冲突，声势浩大。直到现在，活跃的众多黑客高手都曾是它的成员或徒子徒孙。

　　它叫“绿色兵团”，1997年由一个叫Goodwill的黑客组建。2000年10月绿色兵团突然分裂，原因至今扑朔迷离。作为中国第一代黑客组织，“绿色兵团”的兴衰也被看做中国黑客组织发展的标本。

　　聚义

　　1997年，上海黑客Goodwill在境外某网站申请了一处免费空间并在国内做了镜像站点，用来黑客之间的交流，起名为“绿色兵团”。这个中国第一个黑客组织在短期内迅速壮大，上海、北京、石家庄等地均有其主要成员。同时，随着他们黑客攻击规模的增加，其影响力也在网民中大增。

　　以Goodwill为首，包括Rocky、Dspman(HeHe)、Solo、LittleFish(小鱼儿)的5个人成为他们的核心成员，而其他的诸如谢朝霞、彭哥、PP(彭泉)、天行(陈伟山)、冰河(黄鑫)、小榕等第一代黑客的顶级高手也都加入其中。

　　1999年1月23日，“绿色兵团”在上海延安东路128弄6号(星空网吧)召开第一次年会。当时网络泡沫正盛，网络安全被认为是就要兴起的庞大市场，“绿色兵团”的顶级黑客们掌握的黑客攻击技术换个名字就可以用来防御，变成网络安全技术。

　　这时候，“绿色兵团”原成员周帅口中的“说客”出现了，他叫沈继业，一个据说是从事资本运做的北京人。他奔赴上海，说服了Goodwill等核心成员，将“绿色兵团”进行商业化运作，随后“绿色兵团”转轨并拥有了自己的网络安全公司：上海绿盟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分裂

　　2000年3月，“绿色兵团”与中联公司合作投资，并在北京招募成员注册了北京中联绿盟信息技术公司。同年7月，北京绿盟与上海绿盟因内部原因合作破裂，北京公司启用新域名。

　　据说双方冲突非常激烈，彼此亦对对方不断进行黑客攻击。8月底，北京绿盟向法院起诉上海绿盟，上海绿盟败诉，不久作价30万左右将公司包括域名转让给北京绿盟，人员解散。北京绿盟随后将域名停用。

　　关于分裂原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北京绿盟早已开始在进行成熟的商业运作，而上海绿盟的“绿色兵团”成员则依旧不放弃自己自由自在的的“黑客”生涯，在当时的网上对话及声明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做“中国第一个非赢利性网络安全组织”，所以和以沈继业为首的资本力量产生了纠纷，最后资本力量获胜。

　　另一个版本则是因为利益纠葛：Goodwill等核心成员认为自己是“绿色兵团”的创立者，所以应该拿比较多的分成，而沈继业则认为既然组织已经商业化，那就应该按照公司的规则，让资本说话。“主要是因为个人利益。”现在还是北京中联绿盟老总的沈继业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他说因为Goodwill私心太重，“但是网络上名声的大小，不能作为公司中商业角色的标准。”而周帅也说是因为利益纠葛，“事后大家说，这次分裂Goodwill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此后的“绿色兵团”几经周折，最后终于连站点也不复存在，成员也各自散去。据周帅说，现在的“绿色兵团”依然存在，但只是一个“松散的学术联盟”。

　　不管如何，中国第一代黑客组织的商业化尝试就以“绿色兵团”的分裂甚至消失结束了，而在它身后，黑客组织商业化的大潮依旧滚滚而来。

　　黑客从良“黑白”两道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凡事都有黑白两条路可走，黑客组织商业化也是如此。”周帅说。

　　周帅所说的“白”是指利用自身掌握的黑客技术，做网络安全服务。艾奇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比如‘木马’程序，黑客用来攻击，就是‘木马病毒’，而转成网络安全名词，就叫‘远程控制系统’。”

　　而“黑”的道路，则稍微有点打“擦边球”，“说白了就是做商业间谍。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获取商业情报”。

　　“商业间谍”

　　周帅的工作室现在从事的是“白”道，主要给公司做安全系统项目。但是他有一个叫“亚洲情报中心”的网站，周帅说，这个只是在“试验”。这个网站有中英两个版本，它的中文网页上介绍说：“亚洲情报中心，成立于2000年，是亚洲地区领先的情报类赢利机构……亚洲情报中心拥有完善的情报系统和高效的专业团队，我们帮助政府解决即时危机，我们扶植企业成长。”

　　“其实商业间谍在国外是个有很长历史的行业，只是在中国还没有成型。”周帅认为，做商业间谍利润巨大，不过投入也很大，“你要有好的设备和资金，请网络高手的费用也很高，还要有很神通的通讯网络。”关键是中国的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客户怕你“偷别人的同时也偷自己，”而且“要不要签合同，签了是否合法？”

　　而万涛则认为“商业情报”不一定是“偷”。“重要的是分析能力，而不仅仅是技术。”他举例说国外一个相关组织曾出过一个“鹰派联盟”的评估报告，提供给美国政府做决策用。“他们其实就是从各个论坛上找我们的帖子和发言，然后分析出一个结果。”

　　“如果仅仅是‘黑’的话你就不能大张旗鼓的做，没办法市场化和正规化，去获取外国的情报还可以，但是国内公司，恐怕不行。”万涛说。

　　“匪”转“兵”

　　事实上，用“白”的手法去商业化是大多数黑客组织转型的道路，“绿色兵团”转型成了中联绿盟，而现在的“中国黑客联盟”根本上就是一个商业站点。

　　艾奇伟所在的中航嘉信公司正在从事国家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这是一个由公安部牵头、相关部委和企业参加的项目。

　　万涛所在的“鹰派联盟”也在酝酿商业化，不过他强调说不是“鹰派联盟”的商业化，而是“鹰派联盟”衍生出来的“鹰缘网”的商业化，去和其他培训机构甚至学校合作做“大众化的网络技术培训”。

　　周帅认为黑客组织商业化以后要做好两个层面的服务：一个是有形的，“中国老板大多不懂技术，你要让他看见东西，很小的主板你最好给他用山一样的箱子装。”然后就加上无形的配套服务，保证产品真的起作用。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黑客组织商业化以后怎么洗清自己的“出身”，中联绿盟就碰到过这种困惑。“前两天我们拿一个国家级网络安全基金的时候就有专家这么说，‘他们就是一群黑客。’人家说的并不是褒义的。”沈继业说。网络专家许榕生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另外关键的一点则是资本和技术的恰当结合，“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钱没赚到，但是看清楚了一点，就是纯技术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必须有一个人去做这种管理、推广和资本层面的东西。”艾奇伟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吧。”

　　黑客文化 转瞬即逝的激情

　　-本报记者 李梓

　　第一个把hacker翻译成黑客的人是一个天才，这个词汇的翻译融合音译和意译的意境，“黑”显示了黑客们的隐秘性及其手法，而“客”暗示了黑客们的不请自来，同时又在宣扬一种文化的诞生。

　　在网上扔石头

　　黑客是中国网络第一个被定义为“客”的群体，从此，凡属于与中国某种网络新事物相关的群体都被以“客”为后缀命名，比如“闪客”、“博客”。“客”现象的出现带动了中国人对网络的热情。

　　黑客们都认为，他们从不主动恶意地攻击别人，除非在遭到攻击时。这一特点在6次中外黑客大战中展现无疑。历次中国黑客发动大规模攻击都是事出有因，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在攻击时仅以修改页面表达抗议为主。

　　“在根本意义上，网络黑客所采取的手段和大学生对美国大使馆扔石头和墨水瓶没有什么两样，那只是一种宣泄的手段，追求的不是攻击性。”中国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闵大洪说。

　　闵大洪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互联网，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完整地保存整个网页信息。2005年1月，许多网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却看到了lion关于关闭“红盟”的通告，并在他的网络专栏上发布了名为《告别中国黑客的激情时代》的长文，在他的一本新的著作里，这将成为书的一章，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一段历史而被记载。

　　“在1998年以前，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中，国外所能听到的只有中国官方的声音，而在印尼排华潮后，中国网民用自己的行动，将自己的声音直接传达到他们想传达的对象面前。”闵大洪说。

　　“脚本小孩”的成长

　　1998年的牛刀小试为1999年的第一次中美黑客大战埋下伏笔。1999年美军“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一大批网民开始思考“要行动起来”，大量只懂简单电脑知识的网民自学了一点黑客常识后便参与到了黑客大战中来(他们被蔑称为“脚本小孩”)，中国的人海战术正式形成。

　　黑客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进入的行业，每一名黑客都有一段残酷的青春，绝大部分人对计算机汇编语言产生兴趣的年代都在中学或者大学一二年级，随后，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基础学习，从而迈进黑客进阶之路，绝大部分的人难以逾越这个挑战而选择放弃。黑客也是一个只有年轻人才能从事的行业，中国黑客中那些自称老人的老一辈黑客年龄不过30岁，而新生一代也许还不到20岁。

　　以文化或者爱国的名义，在1999年前后，一大批“脚本小孩”挑战黑客的进入门槛。那个时候，黑客技术就像今天的blog一样流行，中国城市街头的书摊上，到处可见匆忙印刷出来的“黑客入门”，五花八门的黑客杂志匆匆出炉。中国的网民听到关于黑客的传说，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2005年，一名从事IT业的读者听说本报正在做关于黑客的专题，立刻问：“lion是其中最黑的吗？”

　　当2000年lion和其他几位好友建设“中国红客联盟”，他仅仅有22岁和一年多一点的网龄，其他的朋友不比他年长。凭借对黑客技术的向往，lion在随后的几年努力学习并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黑客。在最近几年的新生代里，像lion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伴随黑客大战而来的是新生一代对自身价值的定义和认识，中国鹰派的发起人“老鹰”留在美国白宫网站上的公开信，成为具有宣告性质的发言：“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在肯德基、麦当劳中长大。但有趣的是，正当我们的前辈们为此忧心忡忡的时候，把他们敲醒的却往往还是你们自己。”

　　回归之路

　　当这些小孩儿慢慢成长，并即将进入“骇客”的境界时，前辈们的忧虑就变成了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新生的这一代极具表现欲望，他们往往在对黑客技术一知半解的时候，就已经开设自己的网站，建造自己的组织，出于这种冲动，他们可能不顾及老一辈所遵从的自律条款，挑起更多的攻击。此时他们在技术上仅仅是入门级，但已经足以威胁其他对黑客技术一无所知的普通网络用户。

　　在多次经历黑客大战后，大部分的人开始停下脚步反思，关于黑客文化的讨论逐渐回归到道德层面上来。在2001年第二次中美黑客大战中，混乱的局面已经不是组织者所能控制，当双方开始攻击时，其他国家的黑客也纷纷参战，支持中方或者美方，而来自欧洲的黑客干脆不顾任何立场，不管中国或者美国的网站，只要有漏洞就进行攻击，导致网络战争总是只有失败方，没有胜利方。

　　2002年4 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告制止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此后，大规模有组织的攻击远离了中国互联网世界，但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通告起了作用，而是一个成熟了的群体的选择。现在的网络四通八达，网络所反映出来的民间声音已经能够轻松发散到世界各地，网民已经有了新的通道可以发泄他们的怒火。网络的信息更新日新月异，关于6次黑客大战的报道，看上去就像一个世纪之前的传说。

　　但黑客伴随着政治事件的攻击并没有停止过，网络上不时可以看到零星的消息。“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精英小组单兵作战的时代。”一个叫林林的新生代黑客说。

　　2004年，黑客文化受到了新的冲击，在上海破获了黑客连环敲诈案，黑客不再是一个掌握了技术的想炫耀的年轻人的单纯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lion解散“红盟”，和他当初成立“红盟”，并炫耀它的红色一样，具有符号性质的意义。

　　“他们本来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走上大众的舞台，当激情过后，他们开始思考，于是黑客文化重新回到小众。”闵大洪说。

　　当激情消退，理性的思维回潮，中国黑客由文化符号回归技术。也许，这次是他应该走的道路。但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依然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