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长春市工商局查获大批假冒名牌啤酒
贩假文凭者被警察当场抓获
纵然一百年以后，我们回首20世纪末叶的中国，也仍然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这样地被“激情燃烧”而心潮澎湃。
两千年的民族能量被围困得太久了。当经济大潮喷涌而出时，所有三皇五帝、三山五岳、三坟五典都在瞬间被粉碎，大地隆隆作响，大海浊浪滔天，中国的巨变开始得非常突然。
当斯时也，“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当斯时也，“总有一种躁动让我们彻夜难眠”……
当无数“市场英雄”——个体的、集体的、国企的——潮水一样前赴后继“堵枪眼”、“炸碉堡”时，却有一种邪恶、一种病毒在市场主体之间炸裂。
按中国的说法，它们被统称为“假冒伪劣”。
它们的爆发也相当突然，从商品属性的“香烟洋火桂花糖”，到假钞、假药、假手表、假文凭、假广告、假报表、假防伪标识、假验钞机……；从行为属性的假唱、假球、假乞丐、假彩票，到剽窃的教授、舞弊的考场、灌水的工程、空壳的“资产重组”、虚报的区域政绩……
社会的和谐，市场的秩序，法律的尊严被粗暴地摁进了污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市场起码有5%的商品是假货，现存的假冒商品的估值在1600亿-2000亿元之间，而因此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的总量(包括国民精神的腐蚀)却难以估量，仅国家税收的流失就每年超过300亿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们打假已历经整整15年，假冒伪劣产品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如同抗生素“剿菌”，越剿越炽的原因究竟何在？
社会风气？暴利诱惑？督导乏术？打击不力？
似乎都有关系。但是作为消费主体，我们是否总是“无辜”？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博弈空间，我们在受骗上当的同时，客观上是否也曾“助假”？主观上是否也曾“附逆”？
因此，在今年“3·１5”到来的前夕，我们不妨在声讨假货的同时，也无情地拷问一下自己——
我为制假者贡献了多少利润？
这是一个需要道德勇气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集体反省的时代。
抵制假货！决不向假货低下高贵的头！
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尽快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和谐市场环境，不正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伦理环境正在走出谷底吗？
我们的报道，就从这里切入——撰稿／胡展奋(记者)
探源“化学奶”
“纯牛奶”可以与牛不发生任何关联，只需香精、添加剂和水。这样的“人造牛奶”正在泛滥……
撰稿／杨 江(记者)
你能想象，自己扔掉的破皮鞋，有可能在经过一系列化工程序之后变成人造蛋白，最终化为“牛奶”的一部分吗？！
一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震惊全国。而今天，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用五花八门的造假原料生产的“人造牛奶”，正泛滥华北大地；其中仅在山东省，就至少有200余家假牛奶厂，主要集中在聊城、淄博、泰安、东营和枣庄等地。
2月28日，周刊记者赴实地调查。
“化学牛奶”？
在华北一些县市的郊区，要找到知情人士所说的“假牛奶”可谓轻而易举。这些产品的外包装几乎都克隆了“伊利”、“蒙牛”、“光明”等知名品牌，一般都煞费苦心地取名为“伊俐”、“伊纯”、“蒙俐”、“蒙奶”、“蒙古牛奶”等类似名称，有一种甚至就叫“蒙人”，让人感觉哭笑不得。
“淄博市赋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蒙奶”牌“纯鲜奶”，和“淄博市康达九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牛奶”，是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两个牌子。其中，“蒙奶”完全照搬了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宇航员与奥运健儿的广告图像，只是把运动员的头发稍稍“染黄”了一些。
这些“假牛奶”的外包装上多写有“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专业制造”的字样，其实多是一些含乳饮料。乳制品分为巴仕杀菌乳、灭菌乳、酸牛乳、乳粉、炼乳、奶油、干酪7种，蛋白含量要求在4%以上，而含乳饮料蛋白含量最低标准只有1%，并不属于乳制品。
山东省工商局在2004年底对山东17市140个食品经销商的商品质量抽查得出结论，含乳饮料的不合格率达到35.5%，其中营养成分含量缺乏问题突出。山东邹平一家饮料食品厂生产的纯牛奶饮料，蛋白含量只有微乎其微的0.08%。
更为令人气愤的是，许多此类含乳饮料都竭力标明自己是“100%纯鲜奶”，误导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假牛奶。
“蒙奶”按包装描述是灭菌乳。记者拆开一包，发现液体呈半透明水状，非常稀薄，大着胆子呡一口，没有鲜奶的醇香，感觉到的是一股强烈的香精味。
一旁的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人造牛奶”，是一些不法厂商用水、糖、香精、添加剂等与牛奶毫无关联的物质调制而成的。我们借助一家大型正规奶厂的检验设备，对买来的“蒙奶”牌高钙纯鲜奶和“康达”产的“纯牛奶饮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赋康的“蒙奶”蛋白含量只有0.5%左右，脂肪含量只有0.3%左右。而康达的纯牛奶饮品，蛋白含量只有0.55%，且干物质检测不出来。
技术人员说，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纯牛奶极有可能是水！
赋康食品有限公司与康达九元食品有限公司均在淄博市临淄区，3月2日，我们决定冒雪赶往淄博，一探究竟。
暗访造假企业
临淄区朱台镇西单村距离淄博市区半个小时车程，在西单村头路边，我们找到了这两家企业，厂区都是大门紧闭，看不出任何生产的痕迹。
西单村的村民说，他们的孩子从不饮用这几家厂的乳制品，村头有个奶牛场，牛奶也很少卖给这几家厂，“春节后几家厂都停产了，上面好像查处过。”一个老汉介绍。
这天下午，记者以代理商的身份出现，与“赋康”和“康达”分别有过一段有趣的谈话。
“康达”：一个女人介绍说康达的产品销路非常好。“我们的牛奶是用奶粉调配的，当然，你要13元的那种，产品当然不符合国家规定……但你不要怕，我们证件都齐全的。”
“对面的赋康如何？”
“他们啊，不敢生产了。”
“不敢？为什么？”
“啊……这个嘛，我们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接通“赋康”的销售热线，对方也是一个女人，听说我们想代理产品，女人欣然告诉了总经理单某的手机号码。
单某说：“我们的产品都在15元以下，从7元到15元有十五六种产品。……农村市场很畅销。有两种产品是奶，其余都是含乳饮料，只不过奶的含量不一样而已。蒙奶是纯牛奶，给你8元一箱，不能再便宜了……”
“包装和蒙牛一样，会不会出事？”
“出什么事？不可能！蒙牛又没有注册宇航员的商标，不要担心。这个呢，看上去是像，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把他们广告上的人头换过，头发、眼睛都不一样。”
“我们证件都全的。产品全山东都有，从来都没有出过事。啊呀，我跟你实说，现在，在我们这里不用蒙古、蒙奶这些字就销不好。”
问到有什么证件？单老板有些不耐烦了，“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还有……啊呀，反正你不用担心，我们的手续都是齐全的。做生意谨慎是应该的，但你不要怕。”
“康达的产品如何？”
“他们不做了。”
“为什么？”
“这个，呵呵……”
熟知当地情况的业内人士告诉我们，头一回和他们做生意，他们是决不会带你进生产车间的。第二天，我们提着“赋康”与“康达”的产品走进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督与法制科科长邵磊说，春节前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曾展开了几次突击整顿活动，有力打击了一些不法厂商。
在淄博市郊的两个大仓库，我们见到了质检局在最近一次执法行动中查封的一万多箱劣质“纯鲜奶”，堆积如山，其中90%源自“赋康”。
3月1日下午，记者在东营市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采访。在一家农村常见的小卖部，我们隐瞒身份，自称是伊利公司的销售员，下来调查伊利牛奶的销售情况。老板闻言急忙架着我们的胳膊，客气地将我们“请”了出去：“对不起，我这里不卖你们的牛奶，还是到别的地方看吧。”
我们向他打听是否有假牛奶的代理商上门推销，他凛然道：“来推销的是不少，但你说，咱能做那种缺德事吗？乡里乡亲的，卖假牛奶不是害人嘛！”
“老实说，蒙牛、伊利在乡亲中口碑不错，也爱喝，但我们不卖，为什么呢？你们销售思路不对。”一位热心人提示：老板的这个意思是说品牌的赚头太少了。
这位老板恐怕没有料到，就在他将我们“请”出门的时候，我们瞥见他的店里堆放着的多是他刚刚“痛骂”的那些假牛奶。业内人士说，代理商唯利益论，哪个厂家的利润空间大就代理谁的产品，这是假牛奶盛行的主要原因。销售一些品牌的假牛奶，代理商从中可以赚取每箱7元的利润，而蒙牛、伊利这样的正规牛奶，代理商一般每箱只能赚取一两元。
假牛奶的销售方式与假奶粉相似，厂家将农村的小卖部连成销售网络，单线联系，地下进行，专车送货。假牛奶厂家都采用销售商毫无风险的先代销后结账方式，正规品牌很难招架。
内幕揭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指出，全国注册登记的乳制品厂有1600多家，其中山东省就有150家，但山东省投资总额超两个亿的乳制品厂只有淄博的得益乳业、东营的凯银乳业等少数几家。
他说：“山东省没有注册登记，正在生产伪劣牛奶产品的企业至少有500家左右。”这些企业多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口杀菌池、一个热水炉、一台配料机、一台灌装机，加上两三名工人就可“上马”，总投资不过几万元。这些小作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夜里偷偷生产，很难整治。
乳制品生产需具备严格的设备条件，还要有专门的化验室、检验室，这名行业人士指出，他的企业每生产100吨奶需要两个亿的设备支撑，才能保证产品各环节合格。
首先在奶牛场要有一个迅速制冷系统，将三十几度的鲜奶迅速降温至六摄氏度以下，以避免鲜奶中的细菌飞速滋生。然后用双层保温车送进厂区，检验细菌数、蛋白等营养指标是否合格，通过检验的牛奶再进入输奶系统，经严密杀菌、灌装成品。
据介绍，淄博市现有20多家乳制品与含乳饮料生产企业，但真正符合乳制品生产条件的只有6家。质检局有关人士证实，“赋康”等企业生产设备简陋，一些企业甚至没有技术人员。
检查人员突击检查临淄区一家生产“伊纯”奶的企业时发现，厂里只有简单的搅拌机、灌装机，成品就堆在满是脏水的地上。
既然这些企业不具备乳制品的生产条件，为何不予取缔？据说，“赋康”等企业毕竟有一定生产设备，虽与乳制品生产要求相去甚远，但他们有营业执照和临时卫生许可证，质检局没有取缔权。
仿冒知名品牌包装的行为属违法，但质检局表示这属于工商局管理的范围。然而淄博市工商12315回答说，市场流通领域才归工商局管理，生产领域归质检局管辖。
“蒙奶”等奶产品每袋成本不过0.2元人民币左右，何以如此低廉？一名业内人士道出真经。
她说，一头奶牛成本1.5万元，在山东农村，四口之家年收入1万元左右。为保证牛奶营养成分符合人体需要，一些大型的牛奶厂建立专门的牧场，牛饲料配比非常严格。奶农必须在牧场指导下饲养奶牛，但至少养20多头奶牛才能进养殖场，因此绝大部分养殖户投资不起。
于是，一些大型牛奶厂为养殖户作银行担保，但养殖户须将最好的奶提供给牛奶厂。这就意味着好的牛奶被大企业“垄断”了，小牛奶厂不可能拿到优质鲜奶。
根据奶厂与养殖户签订的协议，养殖户提供的不合格的奶要退还给养殖户，而这部分奶，奶农不可能倒掉销毁，于是廉价流向了不正规的小企业。
更有一些不法厂商根本不用鲜奶，而用香精、添加剂、水等造假牛奶，常见的景象就是一个灌装机旁一个热气腾腾大罐子，罐内的白色液体通过自来水管，经过滤器流进灌装机灌装。
“我们的原料每吨3600多元，而他们不到1000元。我们都把这样的假牛奶称为三无产品，也就是无毒、无害、无营养。但坦率地说，这个无毒、无害我不敢苟同。”这位业内人士说。
我们发现生产假牛奶的企业很多都有营业执照，而且大多是在政府眼皮底下进行生产的。我们离开淄博到另外一些地区调查，在某县工商局的对面发现了一家乳制品厂，几间简陋的厂房，院子内养着几头奶牛，宣称他们的产品是用纯鲜奶生产的。这家厂存在多年，产品包装曾一度仿冒本地一家知名奶厂的专利包装，而业内人士说，奶牛与乳品厂是不能混在一起的，牛尿牛屎骚臭扑鼻，卫生条件根本达不到要求，其产品不用检验就知道不合格。
这个地区一家正规奶厂的负责人抱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似乎只要申请就批准，根本不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她说，工商部门轻易就给营业执照，而一些部门的检查也有“看人看钱不看货”的现象。
“食品生产是一个良心买卖，不能全指望质检、工商部门，还得看生产商的良心。一些部门不到中午11点，不会通知我们要来检查，每次吃完午饭还要带一些礼品走。这样的工作作风下，小作坊的产品能轻易拿到过关证明就不足为奇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山东的情况似乎并非个案，在河南、河北、福建、山西、东北三省……都已经发现了假牛奶的踪迹。
专家助产“皮鞋牛奶”
耸人听闻的是，甚至一双破旧的皮鞋经过一系列处理后，也可变为假牛奶的原料。
撰稿／杨 江(记者)
假牛奶的制造术简直匪夷所思，根本不需要与牛发生任何联系，只要用香精、糖、自来水和一些添加剂，就可以造出假牛奶来。更为耸人听闻的是，甚至一双破旧的皮鞋经过一系列处理后，也可变为假牛奶的原料。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上海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及一些正规奶厂的负责人告诉《新民周刊》：牛奶造假的各个环节，都可隐约看见专家的身影。
另类“辅导员”
如此彻底的牛奶造假，在1990年前很少见到。当时造假者多是在奶源上做手脚，譬如往鲜奶中掺自来水这种“雕虫小技”，或者为了使牛奶看似浓稠，往牛奶中掺滑石粉，再大量加水稀释，使奶量瞬间成倍增长。
但1995年后，在一些唯利是图的专家的推波助澜下，造假技术逐步升级。往鲜奶中掺牛尿、劣质豆粉、化肥已经算是“初级阶段”，一些厂家一斤奶加两斤水，将牛奶狠狠地稀释，然后添加各种添加剂，人为地将牛奶产品的指标凑到国家标准。
2003年前后，造假更为猖狂，一些造假者开始完全用与牛奶毫无关联的物质造奶。牛奶越造越假，越造越逼真，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然而，造假牛奶的小作坊主多是农民出身，文化层次较低，甚至是文盲，他们怎能掌握如此“巧夺天工”的造假术？
“如果没有一些专家的辅导，他们即使养一百年牛、一千年牛，也断然造不出足以逼真的假奶”，举报情况的那位业内人士说，所有的配方都是从专家手中流出来的，这位朋友曾佯装要与造假牛奶者合伙办厂，遭到对方拒绝：不行，我这个技术可是花多少钱买来的。
王丁棉则将这类同行称为“可耻的叛徒”：“他们为赚取外快，将专业技术转卖给农民企业主，甚至专门为不法厂商度身定做造假配方。”
顾佳升也提到了同行中的这种败类，他说，翻开奶业行业杂志，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各类添加剂的广告。不少企业为提高产品的口感，往牛奶里添加各种添加剂，而这在规定里是不允许的。
一些不法厂商依据行业杂志中的广告，找到研制添加剂的专家，提出怎样不用鲜奶制造出逼真的牛奶。利字当头，一些专家开始充当“辅导员”：你要发财就来买我的专利，我教你如何使用，用各种添加剂调配就把牛奶的色香味全都解决了。
“纯牛奶里究竟能否添加配料，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现在没有人管理，加多加少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因此就有人走向极端，全用配料。”顾佳升说。
譬如阜阳假奶粉事件，一开始奶粉都用牛奶制作，后来专家研制出诸多配方，大家都往奶粉里加配料，发展至极端便是什么奶粉也不用，全都是配料，而且是廉价的配料。
王丁棉与顾佳升都忧心忡忡地表示，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药粉，只要用水按比例调配就可以变成足以逼真的假牛奶。这种情况，我们在互联网上也有所发现，一个公开叫卖假牛奶粉片的网页，商家在淄博市义乌小商品城，品名就叫“假牛奶”，商家声称其产品特征为“将假牛奶放入杯中，冲入温水，就像真的。”
王丁棉说，这两年有专家搜集了造假牛奶的材料，仅能够检测出的一小部分就有11种之多，检测不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我们检测的水平已经跟不上造假的水平了。
可怕的人造蛋白
出钱越多，假奶就可以越逼真，奶业因那些叛徒专家变得越来越混浊。据了解，目前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用人造蛋白，也就是水解蛋白代替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的情况。
什么叫“人造蛋白”，王丁棉说，就是用城市垃圾堆里的破旧皮衣、皮箱、皮鞋，还有厂家生产沙发、皮包等皮具时剩下的边角料，经过化学、生物技术处理，水解出的皮革中原有的蛋白。
“有人专门收购这类工业垃圾，有人专门生产水解蛋白，而这项技术很容易掌握，成本并不高，农民从一些专家手中买到生产水解蛋白的技术，用什么药剂，怎样的程序，这些都有指导。”提供造假技术的一些专家也会辅导造假者，用于造假牛奶的人造蛋白、人造脂肪(用植物油提炼)等配料从哪里能买到。
一些密切关注中国奶业发展动向的专家年前在北京碰过一次头，谈起牛奶业的这股造假之风，众人无不愤慨，有人甚至大声骂娘。
“阜阳假奶粉事件，我们讨论下来提出一个观点，全国上下一致讨伐假奶粉，都用所谓的蛋白含量多少来判断奶粉真假，但这并不科学。”
“大头娃娃致死的原因并非假奶粉中蛋白含量少这么简单。善良的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关键是假奶粉中极有可能混入了人造蛋白。”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产皮具过程中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用这些工业垃圾分解出蛋白，其中含有的许多毒素是除不掉的，况且哪个利欲熏心的人会花巨额资金除毒？
“不法厂商要的就是暴利！这些毒素残留在奶粉中，婴儿长期食用会造成大脑缺氧、营养不均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足以致命。”
顾佳升也说，水解蛋白造就的假牛奶副作用很大，卫生、营养均不达标，毒性反应是一个慢性发作的过程，儿童长期饮用，后果堪忧。
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假货危害显现，社会声讨时，当初为造假提供技术的那些专家，有些又会摇身一变，俨然一副正义捍卫者的面目。
我们都是“共谋”？
中国的假货之所以能生存，一个“绕不过去”的原因就是“附逆者”太多。
撰稿／胡展奋(记者)
人类的“高新技术”终于发展到可以用氯化钙“灌模”假鸡蛋，用烂皮鞋“液化”假牛奶了。纯技术地看，类似的发明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太空棉”、“纳米肉”的，可是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是利用技术作孽，更要命的是还有“教练”指导，有消息说，一些地区有不止一家的制假企业，高价买来某种“高新”生物技术，居然能将臭皮鞋、烂皮带“融化”后分解成“人造蛋白”，配制成具有黏质口感的假牛奶，贻害消费者；死于阜阳假奶粉的孩子事实上不是“营养不良而死”，而是被“毒死”的，当记者采访“教练”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知道他们做假牛奶，但是人家是出钱买技术的，市场行为，我不管。
“我不管”？说得干脆，因为他是绝对不会去喝“臭皮鞋”的，他的乖仔也绝对不会去喝“烂皮带”的。
如此回答，如果还不能使我们惊愕，至少也能让我们考量：此人是否“共谋”？
曾经有人宣称，科技不具道德属性。但那只是指它本身属性而言，一旦发生用途，那就是社会行为，被列入严控药物的乙醚是用来手术麻醉的，但如果有人授人迷奸之术，并且还事先知道，那么，法律除了追究迷奸者之外，追不追究犯罪手段的提供者？
类似的属于常识级的例子不用赘举了吧。那位事先知情的专家至轻也是“附逆”，司法用语接近“从犯”的意思。
中国的假货之所以能生存，之所以“越剿越炽”，原因固然多多，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原因就是“附逆者”太多。
除了那些无良“专家”外，我们要拷问自己的是：我们曾否“附逆”？
“被蒙”自然不能算“附逆”。问题是当“假冒伪劣”进入“伪品牌消费”时代时，大量的，几乎每时每刻在发生的“明知其假而疯狂热购”的行为算不算“附逆”？
近日查出全国起码有50万人使用假文凭，也就是起码有50万人“明知其假”而出钱买假，这算不算“附逆”？据行情，以每张均价500元起算，其“销售额”应该就高达2.5亿。
至于在家具市场、装潢市场、服装市场、珠宝手表照相器材市场以及各种奢侈品市场，明知假品牌而趋之若鹜的“附逆”行为更是恒河沙数，谓之“大潮”，毫不为过。再来一次“大抄家”，不敢说“人人有份”，至少是人人自危吧。
笔者就有一块面目可疑的“劳力士”，45岁生日时亲戚送的礼物，说是在广州通过关系买的，“正宗”，做工精良，走时也准确，但是到表店去“验明正身”，柜台上却笑而不答，回去再问亲戚，说，真表就是真表的待遇，假表就是假表的待遇，你再不说真话，我就戴着它去潜水了。
他急了：冲冲水，没问题；要潜水就完了。
他知假买假，我知假用假。都是“附逆”者。
或曰，真品买不起呀，又需要品牌满足虚荣，只好买假，你们的“拷问”是不是太过严厉？
事实上，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如果人人都以这样的心态“附逆”，假货将像毒品一样成为我们不能离之须臾的东西，市场全“假”了，秩序也全垮了，这甚至是制假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最后的微利也没有了。
秩序的破坏者最终被无序所吞噬，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罗·科思的“市场热寂”说——物能总值不变，却因诚信丧尽而无法流通，交易趋于死灭。
我们非得“附逆”到这一天吗？
所幸曙光已经出现。当一个市场的诚信堕落到谷底时，反弹必将出现，按照市场经济的铁律，利益曾经是怎么诱人制假的，利益也将怎么推动人“从良”，温州嬗变恰好能够证明这一点。
届时尴尬的倒是“附逆”者了。王维“附逆，”千古之下，人们为之叹息，我们这些“附逆”者会有人说我们“附”得应该、“附”得无奈么？
被集体催眠以后，现在该是反省的时候了。
“假酒之乡”：一年最忙黄金周
一位在当地生活了50多年的老者告诉我们：“这里的‘假酒品牌’越打越出名。”
撰稿／李泽旭(记者)
拥有195位百岁以上老人的长寿福地，全国三大名火腿之一的“北腿”，与“广式”香肠媲美的“如式”香肠……江苏南通的如皋市有着众多令当地人自豪的美誉。
但是，还有一个当地人人皆知，但却不愿张扬的“恶名”——“假酒之乡”。
2月4日，正当人们忙着采购年货时，浙江媒体的一则消息“震惊四座”：《23000瓶假酒从江苏流入浙江》。
媒体在描述这些假酒数量惊人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五粮液”、“稻花香”……整整2500余箱假“名酒”出现在眼前时，连工商检查人员都惊呆了。
就连经常因为打假而见假不惊的工商人员都惊呆了，可见这些假酒的数量与造假水平之惊人。
这些假酒不过是在萧山城郊接合部的一个窝点里发现的。而经萧山工商部门初步调查，货主徐某向执法人员承认这些全是假冒的品牌白酒，是其分两批从江苏南通如皋购入，价格从“尖庄”(12瓶装)每箱20.5元至“五粮液”(12瓶装)每箱300元不等，共计进货款7.3万元，至查获时已销售了近180箱。
案件仍在深入调查之中，而这里的“假酒品牌”又作了一次声名远播的免费“广告”。
事实上，这个“假酒品牌”已不需再做任何“推广”。一位在当地生活了50多年的老者告诉《新民周刊》，这里的假酒生产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追溯到20年前，这20年间造假者与打假者反复较量，假品牌生机勃勃，“这里的‘假酒品牌’越打越出名。”
“假酒品牌”生命力何在？3月1日，本刊记者专程赶赴实地探究。
造假“联保”
“这里是长江三角洲最早见诸史册的古邑，民国时期的中华第一大县，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长途汽车上邻座的老谢听说我要去如皋，十分热情地介绍起如皋的自然情况。
熟悉之后，我向老谢打听起当地的造酒情况，并请老谢当向导，带我去看看哪儿有假酒生产。
一听这个要求，原先十分健谈的老谢突然沉默，两眼看着窗外。十几分钟后，老谢转过头来说：“那里是假酒生产的重灾区我比较清楚，一些造假作坊我甚至去过。作为本地人，我本不想对外人说这些事情，但是我痛恨假货，也不希望我的家乡总是背着‘假酒之乡’的恶名。如果找别人，你多半是会碰壁的。我就来当一回‘恶人’吧。”
第二天老谢没有食言，早早来到我所住的宾馆，并帮我订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的顶灯和计价器已经被收了起来。老谢说，这是为了避免招摇引起麻烦。生产假酒的都是在村子里，出租车一进去他们就会知道你是外地来的，产生警觉，甚至带来危险。老谢还郑重地交待我，“车一进村，如果有人怀疑你，你就别说话了，由我来应付。”
一切准备停当，车子快速地驶上如港公路开往磨头镇。
1月28日下午，江苏省质监局稽查执法人员闪电出击，突袭的正是位于磨头镇的韩渡村。
当时执法人员发现，不到30户人家的韩渡村，已知的制假窝点就有13家，执法过程中又发现多处窝点。现场到处是商标、包装、瓶盖、封箱带等造假用品，就连门口的一堆“垃圾”，竟然也是回收的“中国劲酒”酒瓶。在原乡政府所在地的一户人家里，执法人员发现假五粮液、假茅台等，都是目前最新版的包装，上面印有条形码和防伪标识。当场查封的假酒、假包装居然装满了13辆卡车，中国所有知名品牌的白酒几乎无一幸免。
一个月过去了，据称这场打假风暴仍未结束。
老谢对我说，这里的假酒重灾区在磨头镇和吴窑镇。造假者多是接到订单后再生产假酒，最忙的时候是节假日前一段时间，那时白酒特别是高档白酒的需求量大，他们会接到很多订单，所以春节前的那次突击行动会一下子查出13卡车的假酒。
生产假酒的人家平时都正常务农或出去打工，白酒旺季来临之前，他们就会接到老客户的订单，同时四处开发新客源，然后开工生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生产，只是灌瓶而已。这些造假者几乎都没有酿造设备，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灌装、封装机器加上买来的名酒酒瓶和商标、包装，成本极其低廉。
车子缓缓驶过磨头镇政府所在地，接近韩渡村，沿途的景观开始变样，街路两侧随时可见用蛇皮袋装着码起的一垛一垛像小山一样的旧白酒瓶堆。
“他们不会频繁生产，那样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况且一年生产两三次就能赚个几万甚至十几万，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老谢说，“为了分担风险，他们不怕造假的多了形成竞争；相反，他们之间还形成‘联保’协议，一家被打击，决不供出其他人，并迅速通风报信。而其他造假者事后联合出资帮助受处罚者东山再起。这就是如皋造假者越打越多的一个根本原因。”
利益“同谋”
出租车拐进一条小路进了韩渡村，道路两边、房前屋后到处可以看到大垛大垛的酒瓶堆，似乎来到了一个超大型的旧酒瓶废品收购站。
“你看，那就是个假酒生产点，我曾经进去过。”顺着老谢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左侧有一个占地近千平方米的大院落，中间一幢气派的小楼还很新，后面紧挨着一幢旧房。老谢接着说：“那新楼就是假酒撑起来的。”
老谢告诉我辨别造假酒窝点的窍门，说这个方法的准确性八九不离十。
一是看院子内外有没有大堆的废旧酒瓶，这是他们首要的工具。但是在外面是看不到那些高档白酒的酒瓶和包装，那些可都是造假者的宝贝，其中常常还有带防伪标记和鉴别工具的新品白酒瓶。这些宝贝曝光既容易引来打假者，又怕破损和褪色，所以都藏得十分隐秘。
二是看这家有没有比较大和深的院子，院门是不是很高很宽，大院门是不是可以让车自由出入，大院子是不是可以停长厢货车。一旦进入生产旺季，每次出货少则几十箱多则几百箱。为了躲避路上检查，他们还会预备一辆“开道车”带着装假酒的车走，一遇情况立即呼叫后车躲避。
按照老谢的指点，我发现了村中一些人家与其他人家的不同，想去印证一下。
老谢拦住我说，别说你不可能打听出谁家生产假酒，就是想要打听谁家生产酒都很难。一个村子里的村民互有往来，他们不会向你透露任何有价值东西的信息。更主要的是，造假者一旦忙不过来，就会雇用村里人帮着干，每天酬劳几十元。一些人虽然没有自己开假酒作坊，但是与造假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已经成了“共谋”。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老谢带我下车，随便找了两个村民，老谢用当地方言打听村里哪家造酒，村民都警惕地仔细打量我们，然后摇头而去。
“‘共谋’还不止他们呢。”老谢上车后笑着说，“上个月来打击假酒，在这里小有名气的‘酒老板’郑家，不是还看到了工商营业执照，还有有关部门核发的的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吗！还有当地执法机关打电话质问‘是谁批准你们来检查的’。”
市技术监督局的一份案卷又一次印证了老谢的叙述。仅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一年间，制假人员高玉华曾被如皋市技监部门查处过4次，案值8万余元，先后被罚款2.8万元。可就在执法人员查封其假酒时，竟出现了哄抢假酒、转移制假设备的事件。更令人费解的是，发生执法受阻事件时，与高家直线距离不过200余米的当地政府无一位领导到现场。当技监执法人员请求警方打开一间生产假酒的房间，对制假设备实行异地封存措施时，警方称“不好办”，制假设备和原料得以转移，不知去向。
集体“免疫”
晚上，记者与老谢来到一家小酒店，服务员问：“喝点什么酒？”我使劲摇头：“你自己随便点，我可不敢喝。”
老谢大笑：“你别怕，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喝到假酒，甚至是当地牌子的假酒，但是在这儿你想喝到假酒都难。”
见我诧异，酒店王老板也过来解释：“本地人喜欢喝黄酒，也喜欢白酒，比如川酒系列的五粮液、水井坊，贵酒系列的茅台等等。我们去进酒都知道，批发酒的从不把假酒卖给我们本地人，那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是啊，怕砸自己的牌子，那砸了别人的牌子就心安吗！”我的一句自言自语让老谢和王老板一时无语。
沉默片刻，王老板笑道：“是啊，就像打了疫苗免疫了一样，假酒出在这里，当地人却不会受害。许多人自己喝不到假酒，对假酒也就麻木了。”
老谢补充说：“假酒的原料都是低档的粮食酒，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冒牌酒，喝不死人的，与能够喝死人的酒精勾兑的假酒相比，许多人觉得这种酒的危害不大。”
“这里不是有悠久的酿造历史吗，为什么不打出自己的白酒品牌，正大光明地造名酒？”我问道。
“可能是缺乏品牌意识，或者是创立一个品牌太难吧。”老谢回应。
事实上当地人并不缺乏品牌意识，历史上，这儿的人们也曾品尝被别人假冒品牌的尴尬和痛苦。
如皋香肠生产始于清同治年间，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清末获“南洋劝业会”二等奖，可与“广式”香肠媲美，被称为“如式”香肠。
2004年年初，如皋香肠遭遇危机。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劣质香肠猫腻多”，《北京晚报》同日报道“记者暗访揭开惊人黑幕——如皋香肠吓死人”，江苏部分媒体也在报道中警示如皋“毒香肠”。如皋市政府立即组织拉网式核查，发现记者暗访的野竹村并不隶属如皋市，因而不能将如皋香肠称为“毒香肠”。随后市政府和企业立即分赴北京、南京等地为如皋香肠正名。
爱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这里是“名酒之乡”，那么乡人们还能对“假酒之乡”的恶名置若罔闻吗？
化合鸡蛋调查
撰稿／李冲贤
鸡蛋造假，一度被认为是扯淡：画鬼容易画人难，谁还会认不得鸡蛋？还有，鸡蛋一个才多少钱，谁有那份闲工夫？
这些“产业瓶颈”很快就被突破了。如今全国许多地方发现了由多种化学品混合“孵化”而成的假鸡蛋，却毫无营养，经常食用还可能使人痴呆。
今年元月，广州工商局捣破一假鸡蛋生产中心。位于广州市郊的的东旺副食品及蛋品批发市场就是闻名遐迩的假鸡蛋集散地。一名蛋商说，三四年前这里就有假蛋了，批发价每只0.15元。更为恐怖的是，掌握造假秘方的公司竟然开班授课。
有记者走访了“假蛋学堂”。这家科技公司业务范围广，不但教授造假蛋的技术，出售生产洗衣粉及粉笔的机器，还兼卖防狼喷雾等。“‘人造鸡蛋’就是金蛋，每只利润4倍多！”一业务员说，他们的假蛋技术是独家秘方，每人学费560元，另收道具费69元。
“学堂”内有多间培训室，采取个别教授方式。培训室不大，设备简陋，灯光昏暗，没有空调，厨柜内堆满了大量化学用品，台上有天平、试管及一批化学仪器。第一堂是“理论课”，由20多岁的谭姓女导师负责。她首先向学员派发一本小册子，书上写有“人造蛋生产技术”、“保密技术，翻印必究”等字眼。“这本是秘籍，学完之后如果不记得步骤，可以照本书来做，好多外省人不方便来广州，就寄信来邮购，每本131元。”
“上课时要把风扇关掉，以免化学品味道外漏。”女导师首先示范制造蛋白。她小心翼翼地将一瓶粉状物体放上天平秤重，然后倒入一盆温水内，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约一个半小时后一盆晶莹剔透的蛋白物体呈现眼前。她继而用少量化学物品“明胶”用水拌匀，然后添进蛋白再搅。
第二天，女导师再混入适量的“酸钠脂”、“苯甲酸钠”、“邻甲基纤维素”及“白矾”等，“蛋白”就制成了。接着女导师开始教造蛋黄，“蛋黄其实就是蛋白，只是加了色素的原因。”她将部分蛋白状物体倒在容器内，加上“柠檬黄色素”，搅几下就变成了鲜黄色。
假蛋如何穿上外套？原来全靠一个塑料模具，以及含有“氯化钙”的“神仙水”。塑料模具有两个凹位，一个椭圆形，一个圆形。女导师边做边说：“圆形的造蛋黄，将蛋黄倒入模具，再倒入混有氯化钙的水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薄膜，包围蛋黄就可以定型”女导师将蛋白倒入椭圆形的模具内，加入成了形的蛋黄，再倒上另一层蛋白盖面，照例倒入神仙水，使蛋的最外层产生薄膜，很快蛋形就浮现出来。
最关键就是“包壳”阶段了。女导师以明火煮熔“食用石腊”再混入“石膏粉”搅拌，温度控制在50℃，将假蛋放入白色溶液内反复转动，捞出冷却风干后，完整的有形鸡蛋制成了。人造蛋的材料可以在化工原料店买齐，非常方便，不少内地饮食店会派人来学习，以真假混合的方法做菜。
假蛋外形像模像样，味道又如何？煎荷包蛋时蛋白虽然出现不少水泡，但“仿真度”十分高，口感跟真蛋竟也相似，只是略带碱味。第二道菜是“蒸水蛋”，真假鸡蛋混合的效果更佳。
据当地工商部门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若生产经营的食品掺入有毒或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属于刑事责任，会转交检察院处理。有律师表示：“参与教授技术、投资生产和安排分销的人，一旦串谋欺诈罪罪名成立，最高刑罚监禁14年。”
温州鞋佬的生存之道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撰稿／杨艳萍(记者)
同样“3·１5”，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于造假制假的不法企业和商贩，这是他们每年必过的一道坎，或者天网恢恢，在劫难逃，或者“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而对于那些已趟过这片泥沼，衣帽光鲜地站立在河岸上的温州“鞋佬”们，回望那一幕幕“火光冲天”的瞬间，心中又会生出怎样的感触？
1987年的第一把火
1987年8月8日，这对热衷于“数字迷信”的中国商人来说，实在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然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温州制鞋行业，却在这一天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打击。杭州市工商局联手多个部门，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将堆积如山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一把火烧成灰烬。
骤然间，温州皮鞋在国内市场一时风头无二，遗憾的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是品质低劣的坏名声。温州皮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温州的鞋子嘛，样子蛮好看，跳舞跳几场就坏了。”还有人说，“下雨天穿温州鞋走路，人在走，鞋底不走了”。对于这样的评价，当时的温州“鞋佬”有自己的解释，“20多元一双的鞋，一年穿坏四双才100元，和100元一双穿一年的差不多，你还多穿了三种式样呢。”
温州人说，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奥康总裁王振滔就说：我对伪劣商品的定义是，低质低价，高质高价，都不算伪劣商品。比如说，宾馆的拖鞋不要求质量太好，能穿个几天就好，价格超低，也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我进的鞋全部是真皮，价格又便宜，怎么就认定我卖的鞋是劣质品呢？
时年22岁的王振滔，还是个年轻的皮鞋经销商，杭州这把大火，火势一直“蔓延”到了武汉，王振滔在当地商场价值20万的4000多双皮鞋随即被武汉工商部门查抄，然后以5元一双的价格就地拍卖，抢购的人群潮水般涌来，当地不得不出动众多人员维持秩序，规定每人限购一双。
这件事一直让王振滔耿耿于怀，心中的郁闷直到2001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才得以宣泄，这时距事件发生已过去了14年，当年的皮鞋商，已经“出落”成了“中国鞋王”，在中国权威的媒体上，有了他直抒胸臆的机会和权利。
武林门事件使刚刚出来闯世界的王振滔遭受重创，还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崩盘”。所幸的是，武林门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温州制鞋业的根基。做皮鞋是温州人的传统手艺，“鞋佬”这个称呼，在温州不带贬抑。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被朝廷列为贡品。20世纪20年代，温州已经形成手工鞋革业的完整体系，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和皮件街。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活跃的私营经济。那时的温州制鞋业，多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业态散，规模小，但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企业主出牌是没有牌理可言的。时逢中国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相应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完善，这就给制假造假者们留下了一块生存的土壤。
“焚鞋”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温州，换在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很可能就此在当地销声匿迹。而温州有着出色的制鞋业基础，产业链完整，皮革、鞋帮、鞋跟、鞋扣等材料一应俱全，加上武林门事件后，制鞋原料价格骤跌，而且一般都可以批量赊货，这就为心有不甘但缺少资金的王振滔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创业机会。
今天温州制鞋业的“大佬”们，与这个行业都有很深的渊源。不能说他们除了制鞋别无所长，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依照温州商人做熟不做生的特性，继续制鞋不失为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当时让温州鞋佬们深感困扰的是，继续制鞋，打什么牌子呢？温州品牌已经臭大街了，拿到全国各地，商店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店铺还打出安民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但是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只能为大企业做贴牌，永远隐身在别人背后，赚取产业链中少得可怜的那部分利润。王振滔看到，一直不打温州品牌，温州制鞋业不仅永远做不大，公司也永无出头之日。
1999年的第二把火
1999年12月15日，王振滔终于出口恶气。这一天，他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00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杭城近郊的一块空地上，将这堆冒牌货付之一炬。为了这一天，他等了12年。
自己的品牌开始被其他企业仿冒，这事儿实在让王振滔又是欢喜又是忧。温州的品牌终于在市场上创出了一片天地，却又发现自己陷入了造假制假的汪洋大海。王振滔为温州鞋业雪耻之日，也正是鞋业深陷假货困扰之时。对方躲在暗处施展《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武功绝学：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让温州鞋佬们防不胜防。
王振滔说，公司现在专门成立了打假办，每年用于打假的资金超过100万。“我还要特别说一句，武林门广场那把火，温州人没有忘记。温州人在时时警醒自己。”
十多年来，温州因造假失信于市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直至今日仍在偿还。尽管今天温州制鞋业已走出国门，形成以康奈、奥康、红蜻蜓、东艺、吉尔达、多尔康等企业为龙头的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造行业，温州鞋佬的专卖店遍布几大洲，可是在国内高档商厦的顶级皮鞋品牌中，却难觅温州鞋的身影。温州品牌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或许要花费一代人的努力。
最有面子的协会会长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1992年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协会是一个以制鞋、制革行业为主，结合皮件、箱包、皮革机械、皮革化工、鞋机、鞋楦、鞋料、鞋饰、鞋样设计、专业市场等地区性行业中介组织。以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现有企业4500多家，从业人员42万。
温州行业协会的特殊之处，是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依附于某个行业主管部门下面的“二政府”，从会长到理事基本都是经过行业中所有成员通过正规选举渠道选出来的，是真正全心全意服务于本行业的业内领袖。他不仅要负责处理行业内各种矛盾纠纷，协调行业与政府、国外同行的关系，还可以根据企业的建议制订行规和部分行业标准。在温州，做行业协会的会长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做强做大之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直接催生的一个行业协会。这种需求是内在、本能和自发的，其本质是要形成一个“行业的代言人”，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协会订立的自律协议，保证大家都不制造假货。谁制造假货，损害了温州产品的声誉，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他。温州鞋佬们已经意识到，维护好温州品牌的形象，就是维护好温州制鞋行业的利益，行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１5”：去伪存真的成本核算
政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撰稿／高小勇
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１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过的日子。
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１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
真假生产的选择
每年的“3·１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
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
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的真假，是有成本不同的。对有能力把握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企业家来说，选择假的生产代价是很高的。而对于没有企业家知识的人而言，真的生产对他们而言成本就无穷大，而假的生产——制假造假的代价就小许多。如果没有能力又对生活期许过高，怎么办呢？制假造假往往成了这类人的选择。
撇开道德伦理和感情，冷静去看，这类选择与中国选择制造业和印度选择软件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为何干制造业，因为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能容纳更多人就业，中国制造业因此在世界上也获得了比较优势。
印度人为何做软件合算，有很多人讲是他们说英语，降低了他们和发达国家做软件的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我觉得是道理，但这个约束条件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刻画经济环境并不一定准确。我以为他们这个选择跟印度政府有关。印度政府很长时间以贪污闻名于世，“印度之路”这个词汇就是经济学界为概括印度政府的贪污而发明出来的。
软件和软件外包的交易大都通过网络进行，物流不像一般商品那样需要在传统的物理空间里展开，是隐形的，这就避开了官员的贪污，或者说增加了官员贪污的成本——挣这种钱需要新的知识才行。这样一来，印度软件业比其他行业的成本相对就降低许多，因为在技术上避免了许多政府贪污的成本，于是印度软件业就脱颖而出。
中国不少人制假造假，需要全社会的道德伦理批评和法律惩治。然而，如果从选择行为看，从条件看，我们或许就不会仅仅是年复一年地重复低水平的谴责和愤怒，还会有相关知识的长进，还可能找到消除社会不满意行为的更经济的办法。
经济学对许多社会现象都从人的选择角度看，分析什么条件让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或推论人将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家不满意这些选择行为，就去改变产生这类选择的条件。经济学是拙于道德批评和好坏褒贬的，这就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科学的不圆满。
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
几年前，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对我说，他要从美国引进一种什么东西，大致是“企业家超市”。他跟我商量，要在北京和上海找一家大房地产商出房子入股，引进美国许多创业计划，把这些计划像商品一样在超市里陈列，让人选择。
我记得，他列举的都是如何创办小企业的知识和计划，比如侦探社如何办、拳击训练班怎么搞，美容理发店怎么做等等。听他讲，他还拉了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入伙，希望亚行帮助支持。
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听他讲，这么干，就是要培养许许多多小企业家，解决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稀缺的问题，而有了更多的人创业创新，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就业。很遗憾，由于许多约束条件，事情竟然就无疾而终了。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对制假造假而言，政府还应该做许多工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同时政府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报载，东北某地一企业家原来的生意不景气，又发现新的需求，即在饭店喝醉的人需要把人和车送回家的服务。但是，由于把陌生人和他的财产送回家这种生意需要极高的信息费用，得让这类消费者放心交易才能兴旺起来。
那个老板找到工商局和公安局，要求在他原来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结果被两家部门拒绝。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减少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费用，为节约市场本身节约不下来的费用而存在的，如果这种事都不做，增加了真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假的生产减少呢？
中国从计划经济脱身而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窒息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什么人呢？是能从生活中发现社会潜在需求和供给的人。这种人与市场是互为因果的。市场发育慢意味着企业家少，因为企业家知识是天天在市场中习得的，而不是在围墙里的大学所能学到的，后者的信息和知识只是前者并不准确的模拟。比尔·盖茨大学也没毕业就下海了。
另外有调查也表明，温州的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官员和文人因此有了企业家要提高素质之说，其实讲这些话只是表明他们自己要提高素质。企业家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有多少真实世界的市场知识，而不是琴棋书画。政府需要真正生产的企业家，减少制假造假，重要的事情还是加紧发育和维护市场自由，减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成本。
如果真正的生产成本过高，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做企业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假的生产，选择制假造假。因为假的生产是不需要多少企业家知识的，当然也不需要为这种知识支付学习成本，没有企业家知识，而又不愿打工，对生活满怀过高期望的人，自然要做这种代价较低的选择。制假造假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为打击这类行为也耗费着社会资源，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育的成本。
当然，真实世界的事情比纯粹是套套逻辑的理论要复杂许多。正如前面所说，制假造假并不仅仅是道德缺陷所致，主要还是我们企业家知识缺乏的一个后果，因此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制假造假、盗版模仿，并不全都是损人利己的事。
一些假冒商品市场的长期存在，也说明它有满足市场需求的一面，有增加就业、增加个人和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面。去年我约请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的专家，给西部一个城市做软件外包的可行性报告。专家建议这个城市是否创造一个打击盗版的小环境，以吸引外包业务。
市长很冷静，说要比较一下外包的收益和打击盗版市场的成本再说。我想，这位市长权衡的是：外包创造的需求，有无可能、在什么时候替代盗版所创造的现实需求。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务实精神。
可以大致推论的是，中国市场的发育和企业家的生长现状，意味着“3·１5”这个节日还会举办好些时间。化悲痛为力量是理性的态度。(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制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