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喜剧演员埃迪·坎托曾用一句黑色幽默的台词警示股市风险,他扮演的服务生问住店客人:“先生,您是要一间睡觉的房,还是要一间跳楼的房?”如今,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一群高
学历职业人士,用共同的行动将这句台词演绎成:“先生,您是要买一间‘跳楼’的房,还是建一间自
住的房?”
个人集资建房一呼百应
2月26日,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朱剑、应荣军、郭宇新三个年轻人再次碰头,为注册“上海家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做最后的准备。他们是实践个人集资建房设想的“上海家圆”项目发起人。2004年11月底,做IT营销策划的朱剑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个人集资建房”论坛;稍后,同是IT从业者的应荣军也在网上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奔波数月买房未果的外贸采购员郭宇新偶然看到了他们的创意,“相见恨晚”。三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了“家”的共同梦想走到了一起,设立“上海家圆网”,招募“为自己建房”的志同道合者。不久,400多人上网注册,表达参与集资建房的意向。
“召集500名左右的真实参与者,共同筹集一笔资金,选择合适的地块,建造适合大家购买力的房子,价格会比市价便宜约40%,让参与者共同受益。”这就是“上海家圆”集资建房的简单梦想。郭宇新说:“与其背负20年到30年沉重的房贷负担,半辈子光阴为房所累,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搏一把”。为此,他和朱剑辞职,专事“家圆”计划的推进、实施。如今,随着建筑、管理、法律、财务等方面专业人士的不断加入,建设规划组、融资财务组、法律政策组都有了固定的组员,“家圆”计划实施路径已明晰:第一步成立10人核心成员组,组建“上海家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前期工作;第二步募集500名参与者,每人出资约15万元,成立房产公司,引入第三方监管,并向银行融资;第三步进入市场程序购地、建设。现在,他们每周举行两次会议,解决“家圆”计划推进中碰到的具体问题。
其实,“上海家圆”还不是个人集资建房的先行者。在北京,2003年底,IT从业者于凌罡在网上提出了众人合作盖楼的大胆设想,提出个人集资建房的“蓝城计划”。其设想是:征集300名集资人,每人先交15万元,并以此从银行贷款22.5万元,用来买地、盖楼。房屋建成后,底层商铺等附属商业设施属于业主,集资人可用商业设施租金来冲抵银行贷款。眼下,一家银行已表示将为合作建房提供按揭贷款,“蓝城计划”发起者正在筹备成立非营利性房地产开发公司,计划今年“五一”前后参与竞拍土地。
北京扔下的“合作建房”的石子,很快在全国泛起涟漪。“我爱南京自建/团购房俱乐部”已吸引200多人报名,有意集资建房。在成都,律师王劲夫发出倡议,征集100人集资建设“大同花园”,并于近期向政府部门提交详细计划书。一时间,“合作建房”颇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之势。
逼出的“自产自销”
个人集资建房设想一出,有人喝彩,有人指责,有人观望。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决不是一群年轻人的网络游戏,而是由一帮有着高学历的正当职业者发起,吸引了包括律师、规划设计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公务员在内的大量人群参与,依靠团队的力量,一步步越过操作门槛、推进计划,努力以自救、互助的方式解决“家”的梦想。
“你可以认为他们是对眼下出了大问题的房地产市场作出群体性反抗,但不能漠视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胡闹者!”上海房地产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说,个人集资建房的矛头其实直指房市乱象。
在北京“蓝城计划”的支持者中,硕士学历以上的有100多人,博士有20多人;“上海家圆”的发起人、参与者也有很多高学历者。这一高素质人群不可能不清楚,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与开发商的专业化、规模化运作相比,个人集资给自己盖楼这种“手工作坊”式的自产自销,无论在拿地皮、融资还是在公司化运作的环节,莫不障碍重重,随时可能夭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自己给自己盖楼是一种“倒退”。但为什么这种“倒退”竟在全国应者如云?唯一的解释便是眼下购房人深陷“囚徒困境”:要么忍受市场高房价的压榨,要么承担风险,尝试集资建房。之所以他们“偏向虎山行”,只因“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台最新高科技电脑整机,竟敌不过上海一平方米房价,一堆砖头水泥垒起如此昂贵的空间,你愿意买吗?”一位“上海家圆”计划的参与者质问,“住房空空,钱袋瘪瘪,一身欠债,难道这就是未来的小康生活?”避开高房价是个人集资建房最朴素的“理想”。眼下,“房价已彻底脱离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说。以上海地区为例,现在外环线以内的房价(不包括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因这类房只有部分动迁户才能买到)已涨到9000元/平方米,以三口之家所需80平方米一套保守计算(这样的小房型其实很少有),须支付72万元。而2004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8万元,三口之家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万元,这意味着想买这样一套住房,普通人家不吃不喝也要等上14年。如果做30年8成按揭贷款,则月供需约3200元,这个家庭每月所剩不到800元,人均只有266元,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上下。
“上海家圆”的发起人郭宇新认为,个人集资建房实质上是结构畸形的楼市逼出来的两难选择,“即使自己建房遭遇市场风险,也比忍受虚高房价和权益损害要强,博一把才有成功的希望。”
如何保证百姓的安居权
在表达对市场利益分配不满甚或反抗之外,个人集资建房更向政府发出了信号:房地产市场已发展15年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何时能走上现实的解决轨道?
“高房价正在‘要挟’社会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研究员指出,“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和建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他认为,政府不能将房价的控制权完全交给市场,因为房子不仅是商品更是生存必需品,人们没有冰箱最多只会不满,但没有住房就会不安。政府必须掌控两项内容:住房权和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业的导向应该是让更多的人住得起房,而不是把大量的市民“套牢”。
目前,上海已提出以居住而非炒作为主、以中低价位而非高价为主、以普通市民居住而非外地人士置业为主的房地产发展方向,分类调控市场,同时做大房屋租赁。能买则买,不能买则租,这确是多途径解决“居者有其屋”的现实方法,但如何将其实,而不是做些数字游戏,这才是关键。
徐寿松
特约编辑: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