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上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会在５０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研究现代化的专家，从经济现代化这个体系中没有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
何传启研究员领导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该机构已连续５年发布中国现代化年度报告，今年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现代化”。
这个年度报告认为，如果把人均ＧＤＰ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２００１年中国与美国等７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１００年，与德国等７个国家差８０年左右，与日本等６个国家差５０年。结论是，中国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先进水平和中等水平，并不是轻易能实现的，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如果保持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２年经济现代化的年增长率，中国有可能在２０５０年达到当时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这个中等水平的底线，大致相当于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与西方发达国家已历经３００年现代化历程比，中国仅１６０年，且经济现代化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次被中断。何传启认为，２１世纪，依然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拚却全力追赶和缩小差距的百年，没有任何理由松懈和自满。
以在２０５０年达到当时的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为目标，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在２１世纪前５０年，中国经济现代化至少要打通三大瓶颈：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
挑战大于机遇下的双重任务
中国学者采用“二次现代化理论”研究经济现代化。以１９７０年为时间点，按时序将已历３００余年的经济现代化分为经典经济现代化和第二次经济现代化。
经典经济现代化是１８世纪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种革命性变化，包括国民经济的全面工业化、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的不断强化。其主要结果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市场经济观念形成和普及，现代科技和能源的大规模应用，经济活动工业化和专业化，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经济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工业化完成和劳动生产率达到工业经济先进水平，是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标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包括国民经济的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福利的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催生了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它是“知识革命”的产物。
世界经济现代化的转折点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北美和欧洲发生的信息和知识革命，促使已经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启动第二次经济现代化。１９７０年，美国已经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到２００２年，在参加评价的１３１个国家中，有１８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其中有６个国家已经由起步期进入发展期。
因此，较之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同时又要推进第二次经济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经过测算提出，在这一背景下，如果重复经济发达国家先经典经济现代化、后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大约还需５０年的时间，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大约要１００年的时间。这样，显然不可能在２１世纪完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中国只能走综合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两次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新工业化和知识化协调发展。
何传启等人把这条道路称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河战略”。他们设想的步骤是：在２１世纪前５０年，协调推进新工业化、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协调推进从新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全面完成从经典经济现代化向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后５０年，全力推进知识化和绿色化，全面完成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赶上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先进水平。
他们认为，中国有条件选择综合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其一，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引进了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许多要素，如信息化、高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等。其二，中国经济不平衡为选择综合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条件，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地区可以推进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推进经典经济现代化，其他地区可以两次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其三，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已经是两次经济现代化并存。
未来５０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将有三个机遇：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带来的机遇；体验经济和文化经济带来的机遇。但面临的挑战远远多于机遇，表现在１０个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和快速增长；从三元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农业现代化；资源和能源的持续供应；保持金融稳定；生态现代化，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地区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参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利益。
重中之重：提升经济质量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计算显示，２００２年中国经济质量的国际差距十分明显。如：中国人均ＧＮＰ为９６０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２６４９０美元；中国全员劳动率为１６４６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５５３５５美元；中国农业生产率为５０６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２３７９８美元。中国要达到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ＧＮＰ、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分别需要提高２６倍、３２倍和４６倍，时间分别需要４９年（７％年增长率）、４６年（８％年增长率）和５０年（８％年增长率）。
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２０多年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实质上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掩盖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导向，社会资源高度向经济集中，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不协调的问题浮出水面，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既危及新的经济增长，也危及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未来５０年，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完成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转变，依靠技术进步、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质量的进步，包括人均ＧＮＰ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新工业化和绿色化的推进、经济结构和公平的改善。第二次是从质量进步型向创新福利型转变，依靠创新和经济福利的增长，推动经济质量和经济福利的进步，包括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知识化和绿色化、经济结构、经济福利和公平等的全面提升，逐步建立创新型经济和福利型社会。
２１世纪前３０年，中国提升经济质量的战略要点是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相对于传统工业化，中国的新工业化应具有６个新特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走绿色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走数字化的工业化之路；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走高质量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走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工业转移协调发展，促进从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交通、能源、信息的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何传启认为，如果采用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设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的交通、能源、电话和知识的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分别保持在８％、６％、５％和３％左右，中国有可能提前到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２００２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经济结构战略转型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结构要达到发达国家２００２年的水平，至少需要５０年的时间，涉及几代人的经济利益调整和经济成本分配。何传启说，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过程。转型的难度非常高，成本和风险巨大，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但中国没有退路，因为经济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支柱之一，必须迎难而上。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性，既决定于中国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也决定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２００２年高收入国家人口总和为９．７亿，而中国人口为１２．８亿；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之和为４．７亿，而中国约７．７亿。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分别是高收入国家总和的１．３倍和１．６倍，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超过了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根据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提出，未来５０年，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有两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三次产业的战略调整。需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从５０％降到４％，农业增加值比重从１５％降到２％；服务业比重从２７％提高到７０％，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３４％提高到７１％。据此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将超过３．５亿，平均每年需转移７００万人左右。
第二大任务是十大产业的战略调整。从走综合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设计看，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为基础产业（现代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支柱产业（普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知识性服务业等）和战略产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这三组十大产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产业，特别应重视战略产业。
强化国际竞争力任务紧迫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有２０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已走过大约３００年的历程，但中国又必须与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同台竞技，尤其是随着世贸组织规定的“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将直接面对全方位的国际经济竞争。这就决定了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何传启认为，国际经济竞争，不仅取决于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更取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而市场经济制度和观念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用５０年的时间完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３００年走过的路，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挑战，但世界不会等待中国，有些国家甚至试图延缓中国的进步。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宏观基础较为薄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了６个较为紧迫的任务：
编制国家经济法典。这是完善和普及经济法规的重要措施。建立系统的经济法典分类体系，清理１９８０年以来的经济法规，编制国家经济法典，并每年修订一次；建立经济法规公示制度和简报制度、经济法规和经济政策评估制度，使经济法典修订制度化。
制定国家经济信息透明法（经济阳光法）。经济信息资源的封锁、割裂和不平等获取，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和企业决策的机会成本，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成立国家经济政策评估中心。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中立评估，是难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判断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成立国家小企业服务局。国民经济中，大中企业是少数，小企业是多数，一般而言，小企业比较灵活，市场适应能力比较强；但信息不灵、管理水平低、市场融资困难、新产品开发能力差、产品推销能力有限等。如何帮助小企业，提高小企业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成立国家能源部。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竞争力都是有限的。即使在能源工业十分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能源部也是一个大部。中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组建国家能源部统筹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的效率。国家创新体系是综合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与此同时，还必须培育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微观基础，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经济竞争的理论研究。□
资料：不能承受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重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严峻局面，正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去年夏天发生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电荒”和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至今仍像个阴影一样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并处罚３０家违法开工建设的电力项目，又让人们在感受“环保风暴”的正面意义的同时，感受到电站建设的极大热情背后仍在强劲涌动着的高能耗工业的扩张势头。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毛如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尽管我们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资源环境形势却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在５个方面：一是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从能源利用效率看，我国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１１．５倍，意大利的８．６倍，法国和德国的７．７倍，英国的５．３倍，美国的４．３倍，加拿大的３．３倍。从水利用效率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０．４３，而许多国家已达到０．７～０．８；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２２２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５倍～１０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４０％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７５％～８５％。
二是我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为例，我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８倍，加拿大的５倍，澳大利亚的２．８倍，丹麦的１２．３倍，捷克的１．５倍，韩国的６．２倍，墨西哥的６倍，经合组织国家的９．３倍。我国单位ＧＤＰ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６．１倍，加拿大的５．７倍，澳大利亚的３倍，法国的１１．９倍，德国的１６．６倍，经合组织国家的７．９倍。
三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２００３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２１００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３３％；化学耗氧量排放量１３００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七大流域环境容量的６６％。
四是我国生态建设和修复差距明显。比如，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１８％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２７％相比，低９个百分点。
五是我国环境监测还不尽完备。比如在水质监测指标方面，我国水质指标仅３５项，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质指标有１３２项之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韩保江甚至用“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种很严重的口气来提示记者注意。他说，目前，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已达到４３９．５亿吨，日排污水量１．３亿吨左右，超过环境容量的８２％，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４０．９％，７５％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６００多座城市中有４００多座供水不足，其中１００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还有３．６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大气污染问题虽经多方治理，却仍不容乐观。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１％，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有１／３，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２倍～５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１／３。
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３．６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３８％，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展。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１．７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１８．２％，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４亿。物种濒危现象也十分严重，目前约有４６００种高等植物和４００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
有关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约占世界人口１５％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５０％～６０％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我国人口已达１３亿，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若以长期占用全球当期资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为前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已近极限。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已经是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渡过的现实问题。”
中国已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关键时刻。 文 ／ 瞭望周刊记者 叶俊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