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环保问题的严重程度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是难以想象，国家每年投入了巨资用于环境保护，但为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刚刚从美国归来的浙江大学环境研究所所长刘维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担忧。
刘维屏看不明白，在国外治理环保都有很好的手段和方法，而国内似乎总有一种阻力。其实从技术上来
看，国内的很多技术手段甚至超过国外；但从治理结果来看，显然目前还无法和国外相提并论。
其实，这种矛盾源于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不科学。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表示，构建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实行官员环保考核，才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环境可持续发展成讨论焦点
１月份，在全国各地两会召开之际，一些代表、委员纷纷建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
天津市环保局局长邢振刚在天津两会上透露，今年天津市环保局将推出严格环保审批，淘汰高污染、低产出的生产工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创建两个新型工业化生态园区，搭建一到两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同期，在贵州省召开的地方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目前一些地区为发展经济，引进铁合金、电解铝等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的项目，这些项目导致的水土流失、石漠化，极大地危害着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做好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合理布局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坚持生态立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了贵州省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天津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徐鹤对记者说，出现违规事件再去罚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环境已经被破坏了，经济制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花再多的钱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这是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刘维屏言语中无不透露出一种担忧。环保问题愈发突出和严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
刘维屏向记者表示，国内具有的环保技术比国外的要先进，从技术处理上看也是过关的，然而国家和企业在治污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却收效甚微。国内有些制度是形同虚设，最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现在的环保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处罚违规或不达标企业，环保局收了钱，但有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企业还是照样生产和排污。这种做法是“堵”，但又堵不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即便罚款５００亿元，但如果想恢复环境原有生态，可能需要的资金还不止是一个５００亿元，重要的是环境已经破坏了。
”
让国人不能忽视的是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传来的一个值得警觉的消息：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ＥＳＩ”显示，在全球１４４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１３３位。
官员环保考核体系是解决问题关键
就在环保风暴乍起之际，长江三峡总公司承建的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３个电站分别被罚款２０万元。同时还有总投资达１１７９多亿元的３０个违法开工项目全都接受了行政罚款，具体数额不等。
记者在采访时感到，很多环保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环保问题能引起更多的人、尤其是政府的高度关注。他们表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如果按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环境保护。刘维屏表示，在目前的体制下，需要反思的是环保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环保的两难矛盾还包括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如何统一、协调发展的问题。”徐鹤认为，各地方一把手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究竟是首先考虑环境保护问题，还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如果顾及前者，地方ＧＤＰ的增长可能受限，而要考虑经济发展，必然可能会涉及到环保问题。而根据现行的人事制度，官员在任期间，谁都希望有自己的政绩或ＧＤＰ高于别人，但环保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表示，“先污染后治理”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我们不要走老路，要实现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飞跃，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飞跃。
早在去年１０月，潘岳就曾指出，我们需要一整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第一步，并且急需一套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这就是官员环保考核。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是：创造每单位ＧＤＰ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
而这一考核标准，在２００７年将被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或许那时，治标又能治本，也不需要“经济制裁”这个手段了。
（周颖）
特约编辑：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