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2005新赛季只有一个月时，西门子公司突然通报不再赞助中超联赛，给中国足球开了个近亿元的大天窗。而在中超冠名危机还了无解决希望时，各俱乐部又给足协新掌门人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集体投票决定延期揭幕中超联赛。事变连连，新掌门人如何化解危机，引起了各界很大的关注。

　　中超委 跃出水面

　　说起来，职业联赛都搞了11个年了，像主赞助商和赛程赛制这类基石性的东西居然还屡屡发生突然“短路”的重大故障。对此我们只能说，中国的职业联赛还极其幼稚与脆弱，包揽联赛所有人和经营管理者两种角色，并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国足协的执政能力则极其低下。

　　不能说这是地方诸侯有意要谢亚龙难看，其实，联赛延期更有利于谢掌门从容施展整治中国足球的一系列新招数。但从品牌经营的角度看，已经遭受停止降级之痛的中超再被突然延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足球问题极多、几近失控的不良印象。同时，这次中超委员会会议只有延期的决议，却没有相应新方案出台的草率从事也使2005年的中超更增不确定因素，而任何一个规范经营的企业都不太愿意，也很难操作与一个存在太多变数的机构的合作。也就是说，延期是种无奈，却未必能取得期望的效果。

　　从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看，一月初通过的2005年中超只升不降决策是由足协阎世铎——一个很快就要永别中国足球的人主持下作出的，现在却由中超委员会通过了延期举行联赛的决定。由此人们困惑，对于中超联赛，到底谁有最终的决策权？！同样蹊跷的是，中超委员会能够投票决定联赛延期，但新的赛程仍然要由足协联赛部来拟定和执行。由此人们又要问，中超委，这个没有执行能力的松散机构能够成为合格的决策者吗？

　　这是一个多么紊乱和无序的决策系统，又是一个多么离奇的治理结构。显然，足协在决意要体现自己或上级的意志时从来是一意孤行，而罔顾中超章程的种种规定。在不愿充当恶人，或试图在某些无关紧要问题上摆个民主POSE时，便想到了中超委这个橡皮图章。

　　大权独揽的刘阿斗

　　本报上两期关于中国足球三大关系的系列文章揭示，要解开中国足球的死结，必须重新界定和厘清中国足球的政治使命与足球规律、行政权力与资本市场这两大关系。中超冠名危机和这次的赛事延期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则告诉我们，作为中国足球的大家长，足协自身的改革与转型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中国足协大权独揽却执政能力低下是困扰中国足球的第三道死结。

　　从执政的角度看，曾经是花样年华的中国足球现在却危机四伏的根源在于，中国足协既不能执政为民和秉公执政，又包揽了太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微观事务，从而弱化了必须由它承担的宏观职能。可笑的是，一个执政能力十分低下的“二政府”竟然还试图扮演无限责任政府的角色；一个连经营国家级球队这一本职工作也搞不好的行政机构竟然还在勉力主导已经走向市场化、职业化的联赛。

　　退一步而言，虽然很多对传统体制弊端有着深刻理解的人士很不认同被体育界捧为圭宝的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更十分鄙视阎世铎牺牲联赛豪赌出线的执政路线，视之为饮鸩止渴。不过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豪赌出线能够成功，那就赌呗，牺牲一下联赛也未尝不可，比如2001年的十强赛。可惜十强赛不常有，2004年的中国足球，一边是国字号球队全线溃败，一边是中超联赛极度丑陋与萧条，这就让所有的人都不高兴了。

　　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沈家军在奥运会预选赛上，仅仅打了两场比赛就在事实上被淘汰，和汉家军连世界杯小组赛都过不了关这些案例看，中国足协的执政能力实在太差低下，常常把一把好牌给打次了，常常在众神狂欢中沦为惟一的失意者。比如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比如在去年的奥运会和世界杯预选赛上，同为东亚三强，却只见日韩笑。这样的CEO，岂有不被炒鱿鱼的公理？

　　外行如何领导内行

　　很多人心知肚明，阎世铎时代仅有的两大成就，即2001年十强赛和2004年亚洲杯，在很大程度上都倚仗着透支国家信用的盘外招，遗憾的是，很有些人为这些所谓的“足球外交”而沾沾自喜。其实，这样的歪门邪道既为友邦所不齿，更非长久之计，然而，正儿八经地搞足球，那些外行确实不行。

　　不过，外行并不是一定不能领导内行，尤其在战略层面上，已经走向市场的职业足球还真的很需要复合型的领导人，而不是足球行伍。有必要强调指出，阎世铎不是栽在不懂足球上，他的致命失误是把足球政治化，在管理上则疏于制度建设。阎某人不是下决心、花功夫建立职业足球联盟来管理和经营联赛，并依靠技术委员会、教练委员会等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管理国家队，却自诩智商不低而冒充内行，拍脑袋决策并实施了很多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程，直至炮制出让人笑掉大牙的南北分区赛。

　　于是，联赛牺牲了，青少年工程成为烂尾楼了，足协金库也被掏空了，所豪赌的出线却依然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功能和定位上，中国足协依然是一个事无巨细都大包大揽的无限责任政府模式，这样的管理机构只会是败家子，而不可能有任何建设性的成就。

　　历史是如此的沉重，现实是如此的严峻，据说新官谢亚龙的第一把火将烧向足协领导的重新分工上，这样的新年“红包”未免分量太轻。趁着中超委员会作出了推迟联赛的新决议，不妨就此把中超委实体化，同时加速成立中超公司。此举既贯彻了中超章程，又笼络了包括G7在内，早已离心离德的各地方诸侯，也为足协自身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