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海鹏

　　编者按

　　阎世铎时代终结，谢亚龙时代开始，中国足球在濒于崩盘的乱局中完成了朝代更替。谢亚龙如何面对中国足球的种种沉疴，各方在拭目以待。中国职业足球呼唤的是真正科学化、民主化、市场化的管理，阎世铎的背影，是否 意味着一个旧体制真正的结束？不管怎样，新面孔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希望。

　　他的比赛结束了

　　阎世铎受够了，决定不再跟陌生人讲话。连续2天，他不接听手机，当记者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时候，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嗓音说，“你打错了。”半年来，这个声音每次开口说话，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加以嘲弄。可是，如果他曾是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领域的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话，那么作出选择的也并不是他自己。2月17日，他在体育总局领导宣布自己离职的会议上表示“换我换晚了”。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面对假球，阎世铎的办法是要求各俱乐部老板“以人格担保”，把职业道德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可是他自己的信用却备受诟病。“G7革命”正酣，他向投资人承诺“一定要把改革进行下去”。2004年10月22日，阎世铎表示同意投资人的要求并联合发表公文，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就陡然翻脸，弹压“造反派”，甚至不再接听“兄弟”们的电话。

　　这与他应对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的方式是一样的。面对后者的揭黑行动，他也曾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激情，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等待对手二鼓而衰，三鼓则竭。

　　当国奥队战平印尼队后，他抱着湖北球迷大哭，并深鞠一躬。5年来，他为中国足球的遭逢际遇而伤怀、感动、歉疚，在各种场合潸然泪下。这与他的诸多豪言壮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众人面前构成了一个人性化的领导者的形象。

　　在初到足协的两年里，阎世铎确实体现出了他的活力。在经历了王俊生时代之后，球迷们需要活力的征兆，哪怕它来自一个孔雀型的领导者。不过在很多时候，这种活力体现出一种“新政”的特色，往往无关事情的本质。2001年1月，深圳召开全国足球工作大会，他要求所有与会的足协官员都乘坐火车前往，似乎这两天的隆隆车程可以励志，可以倡廉。

　　这次会议上，阎世铎提出了“人民足球”。从这时起，他剑走偏锋的一面展现出来，违背规律和常识的举措不时抛出。

　　十强赛后，出于至今未被公布的原因，两位足协副主席南勇与张吉龙被剥夺了负责国家队和联赛的权力。此后，权力向阎世铎个人高度集中，责任、压力和风险也高度集中于这位不信规矩的管理者自身。

　　为了让甲A升级换代，他推出“中超”概念，中国足球为之耗费了大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为了豪赌2002世界杯十强赛，他第一次停止升降级。2004年2月，足协公布“中超元年”赛程，联赛赛程为了给国字号球队让路而支离破碎。弹压了“G7革命”后，又宣布联赛只升不降，并实行NBA式的南北分区赛制。

　　在此过程中，他采取的是一种大干快上的方法。中国足球的微薄资源，无论品牌、人气和资金，都在这种行动中被大量消耗。

　　可以赞美的是，阎世铎是一个不容易服输的男人。在恶评如潮的当口，他还在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在这场个人命运的比赛中挽回比分。可惜的是哨响了，他的比赛结束了。

　　“我们又重新愚蠢起来了”

　　听到阎世铎下课的消息时，谢晖正在康桥训练基地里压着腿，准备参加与南京有有队的教学比赛。在那10天以前，他刚刚以自由球员身份与上海申花俱乐部签约，拿到了一份税前年薪100万元的合同，另外按出场时间长短，最多还可得到80万元的奖金。这比他前年在重庆力帆的收入少了一半儿还多。比赛结束后他在房间里翻看上海当地的报纸，发现到处都是阎世铎下课的消息，好像在庆祝什么似的。

　　“这种庆祝是最大的悲哀，以为这就能解决大问题，”谢晖说，“其实什么都不会变。”

　　1994年足球改革以来，他走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典型历程———成名，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见识得越多就越悲观。在德国亚琛和菲尔特俱乐部的4年使谢晖认识到，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徒有其名。可是他并不尝试去改变，在俱乐部训练时，他看到很多做法违背足球规律，也只是笑笑对身边的队友说声“不对”。他认为，在新生代足球人才不能进入中国足协高层的状况下，做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2月17日这天，另一位足球职业化11年以来的知名球员陈波，已经到了新加坡，成了中国足球降级版“留洋潮”的一分子。“目前工作太不好找，能够有个地方踢球就不错了。”他说，“如果国内足球形势好的话，这里的大多数球员都不会来新加坡。”2004赛季结束后，中超联赛崩盘，导致大量球员失业，他们中的一些名气较大者得到了加入新加坡新麒队的机会，其中包括姚立、罗彤亮和崔肖佳。

　　陈波说，他们拿着很低的薪水，只是想通过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以等待明年国内联赛恢复升降级的好时光。

　　就在3年前，陈波还浑身披挂“范思哲”服饰，挑剔洗发水的品牌，为此宁愿驱车两小时从天津泰达俱乐部的驻地到北京去买。刚刚回到国内时，谢晖整个赛季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主要原因是那里的沙拉不错。

　　如今，美好时光已成追忆，球员们开始思考中国足球何以至此。“中国足球没有什么理性，好多事情都太疯狂了，”谢晖说，“足协和‘G7联盟’在那儿吵啊吵啊，都是瞎说对瞎说，每个行动、每个细节都是急功近利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可笑，明天早上太阳就不再升起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不考虑后果？”

　　对于德国的完备高效率的14级联赛建制，谢晖赞叹不已。他认为，中国足球“洋务运动”的程度不够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现有的成功模式就摆在欧洲，谁都可以看到，中国足球却总是爱好独创。

　　仅仅从职业足球的角度讲，谢晖反对阎世铎。“取消升降级是最愚蠢的！”他说。不过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是这一个人造成的。“什么是职业足球，这个圈子是没人懂的。没人懂的你知道吗？”

　　2004年11月17日，导致阎世铎最终出局的那场中国队与香港队的比赛之前，著名的足球记者李响坐在看台上与一位英国记者聊天。英国记者说，他希望今天中国队失败，因为只有失败才会令中国足球清醒。他举例说，海瑟尔惨案发生后，英国人才重新思考自己的足球发展方向。李响回答说，对于中国的足球来说，进入世界杯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失去这个目标也许更可怕。

　　“中国足球总是一遇到失败，就重走老路。”她告诉他。

　　当晚中国队没有拿到足够多的净胜球，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教练组和足协官员在最后时刻出现了算术错误。“你说中国足球是什么，它不是扯淡吗？”《足球》报的资深记者李承鹏对本报记者抱怨，“算术都算不好的人怎么能不反对改革？”正如李响预料到的那样，阎世铎又一次表现出了令人咋舌的想象力，决定釜底抽薪，停止升降级，并建议实行南北分区赛制，以便让职业足球这锅沸腾却烫手的粥冷却下来。

　　1995年，上海申花凭借着年轻人的冲劲，击败了暮气沉沉的众多对手，“抢”来了联赛冠军，4年后谢晖反思说，“那是幼稚对愚蠢的胜利。”在历时近5年的阎世铎时代，人们看到的是，中国足球消磨了当年的激情。

　　“用了这么久我们也没能走向成熟，”谢晖说，“现在我们又重新愚蠢起来了。”

　　崩溃始自龚建平案

　　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候，体育管理部门也不愿意与公众沟通他们的想法，阎世铎的声音因此成了中国足球的声音。公众注意到这个人的风格夸张的脱口秀，他被大众娱乐化了，数日前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阎世铎走了，我们骂谁去？》

　　即使是在米卢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眼球，国家队44年来首次进入世界杯的时候，媒体对阎世铎的评价也不高。

　　他高调地提出“足协媒体是一家”，可是媒体人士怀疑他的真诚。“我觉得他说完了这话，自己都不信。”李响回忆说。在比赛频繁的2001年，每当国家队赢了一场球，足协官员对随队采访的记者就要傲慢一些，而每次输球时，则改为笑脸相迎。自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上遭到惨败开始，足协与媒体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此次下课前几个月，有关阎世铎个人的评论已经被媒体直白地冠以大号的“审判”标题。

　　近5年来，阎世铎给人留下大言误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人民足球”的概念。

　　“这是打着旗号吓唬人。”李承鹏说。

　　中科院社会学所的陆建华博士认为，职业足球有4种利益，分别归属于足协、俱乐部、球员和球迷。“评价所谓‘人民足球’或者其他类似的概念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它是公平地体现4方利益，还是概念制造者在损害其他3方的利益。”

　　其实，若非投资人拥权自重，阎世铎也未必就急于抛出此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论调。在足协工作的最后阶段，他时时感受到投资人的威胁。他拒绝了职业足球俱乐部推行行业自治的主张，并且表示，足球权威的丧失才是混乱的主要根源。

　　在双方彻底决裂之后，一位“造反”的投资人说，“现在就是要把阎世铎推下去！”他们成功了。

　　“G7革命”起因于北京现代队罢赛，而北京现代队罢赛又源自足球裁判员群体公信力的丧失。追根溯源，裁判评论员、广州市体委科研所的淦耀认为，阎世铎5年来的两个最重要的失误都与裁判工作有关。

　　2001年12月21日，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向足协出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信，拉开反黑的序幕。阎世铎当时向宋卫平承诺，一定要把黑哨清除到底。同时，他采取了一种“坦白从宽”的策略，表示只要裁判员向组织交代问题，就可以只在足协内部处理，从轻发落。

　　“这是公然对抗社会公德，而且违反国家法律。同时，也违反了国际足联关于裁判员构成刑事犯罪就必须公示、永远开除出裁判队伍的规定。”淦耀说。

　　最终，阎世铎的豪言壮语落空，宽恕政策也未得实行。在阎世铎作出“中国足协不会让老实人吃亏”的保证后，龚建平作为惟一向足协坦白的裁判员，却受到了惟一的惩罚，2003年1月被判入狱10年，并于18个月后死于血癌。宋卫平则从那次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出了结论：“阎世铎是一个很虚的人。”

　　在淦耀看来，这次“乱搞”使得中国裁判员集体蒙羞，再也没能抬起头来。“罪犯没有抓到，清白的人又让人家当成是黑哨，”他说，“这样一来谁还会尊重裁判、相信比赛？这是以后很多混乱的根源。”

　　2004年10月2日，北京现代队在联赛对沈阳队的比赛中罢赛，教练组组长杨祖武没有因此受到严厉处罚。阎世铎下课后，他表示，“很多矛盾是渐渐积累起来的，既然阎世铎不喜欢解决矛盾，那么换个人就是件好事。”

　　罢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表现得首鼠两端。最初，委员会认定裁判员周伟新判罚无误；14天后，判定周伟新“有失误”，并公开停止裁判工作一年。这一做法又违背了国际足联的条例———如果裁判员只是“失误”而非刑事犯罪的话，只能给予内部处罚而不能向公众公开。

　　“这是足协自己理亏，拿裁判员当替罪羊，讨好俱乐部。”淦耀说。他据此认为，在阎世铎时代，长官足球凌驾于一切，俱乐部也能争取到很大利益，而运动员、裁判员和球迷的利益则受到漠视。

　　“都在反对常识”

　　李响对于阎世铎离职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应该下课了。李承鹏的反应则是，这对阎世铎是个好事，坐在这个不适合的官位上是对后者的摧残。“让他当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挺合适的，何必在这个足协耗着呢。”按照传统，中国足球的每次失败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尽管阎世铎并不愿意这么做。

　　“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追究责任。”2004年末，阎世铎面对“你该承担什么责任”的追问时说。

　　现在，他的时代结束了，中国足球百废待兴。一些熟知中国足协内部事务的人士表示，相对来说，新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在这个时间段比他更适合呆在足协，因为谢能够从高层得到更多的支持。

　　就像阎世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举国体制的弊端一样，谢亚龙也曾有著有《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文，认为中超联赛属于“准公共产品”，认为联赛俱乐部的商业性质不能超越其公益性质。不过，目前受访者们都表示，还不能据此判断谢亚龙将有何种作为。

　　李响觉得，判断谢亚龙的职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他能否以联赛为本。“世界杯没出线也有好处，”她说，“现在我们有的是时间改善联赛。”

　　谢亚龙目前正在香河基地开会，像他的前任一样，也要面对俱乐部投资人提出的各种利益诉求的。这位暂时表现得低调、亲和、关心他人的新主任，按照惯例表示自己多听少说。他至少已经赢得到了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的好感，原因之一是乡情。

　　问题是，谢亚龙面对的乱摊子很难收拾。作为中超联赛的赞助商，西门子移动撤回赞助的真实理由是中超的商业价值已经大大缩水。在去年足协公布的2004中超财务预算中，预算收入为1.45亿元人民币，其中由西门子移动提供的中超冠名赞助商金额就达到了8100万元，占到去年中超收入的56%。然而西门子移动的业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促进。仅在2004年第三季度，西门子移动就净亏损1.84亿美元。

　　相比之下，西门子公司的其他在华业务却开展良好。2004财年，西门子在中国取得的订单金额为418亿元人民币，比上一财年增长34%；销售额则为384亿人民币，比上财年提高了28%。

　　谢晖在西门子公司的德国朋友向他透露，西门子公司对足协的工作非常失望。谢晖说，“你取消升降级，人家还怎么陪你玩儿？谁会花那么多钱赞助你去打一年的友谊赛？”

　　有报道说，西门子公司有可能追究中国足协随意更改比赛程序的违约行为，并减少支付上一赛季的赞助数额。

　　“其实，假球黑哨都涉及到违约行为，”陆建华说，“球票就是合同，球迷看到的比赛不精彩没关系，可是如果不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遭受了商业上的欺诈。”

　　中国足协的一些官员倾向于让中国足球回到一个“稳妥”的轨道。由于有2008年奥运会，奥运足球的地位正在被置于职业足球之上。另外，举国体育体制取得的好成绩，又让总局认为职业化并非是提高足球水平的必由之路。

　　“中国足球有着太多的谬误，荒谬，95%的事情都是错误。”李承鹏说，“包括阎世铎本人，包括对阎世铎的使用，包括徐明、张海，包括太多的人，都在违反职业足球的规律，都在反对常识。”

　　2月22日下午，领导了“足球革命”的徐明正在开会，“我们要求改革没有错，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

　　在进入足球圈之前，阎世铎也是个改革派，曾发表过诸如《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等体育改革的探讨性文章。不过在进入足协后，他的做法却与自己以往的理念背道而驰。他曾私下里抱怨，自己想推进改革，但是阻力太大。不过，在他做出了数不清的言行不一的举动之后，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最坦诚的表情。

　　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问题是，职业化对竞技水平到底有没有促进？足球市场那么大，成绩为什么反而不如篮球？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一个市场化较高、舆论开放程度较好的领域的生产力，为什么反而会低于一些计划色彩较浓、透明程度差的行业？

　　陆建华给出的答案是，“必有其他原因。”“我们必须考虑竞争水平的高低，竞争对手的热情高下，再来判断一个体制的成败。在玻璃球比赛中拿一个冠军可能很容易，而足球就不行，在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就更不行。越是重要的项目，就越是需要优良的、文明的制度建设。”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仍然受到阻碍。“如果真的投鼠忌器，那就是管理上的失败。”陆建华说。

　　阎世铎主政足协大事记　　(2000.4—2005.2)

　　阎世铎，祖籍辽宁，生于1952年，身高1.80米。

　　20世纪80年代末，阎世铎调入国家体委，曾任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职，是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伍绍祖的得力助手，曾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历时八年；也曾发表过如《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等体育改革的探讨性文章。

　　●2000年4月24日　不懂足球和英语的阎世铎成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同年7月中旬，阎世铎又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正式成为中国足协掌门人。

　　●2001年1月13日　阎世铎在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固本培元、调整结构”的思路，并首次提出中超概念，他还提出“人民足球”等议题，被称为“中国足球新世纪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白皮书”。

　　●2001年10月7日　中国队战胜阿曼后，首次冲击世界杯成功。

　　●2001年12月21日　宋卫平向足协出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信，拉开反黑的序幕。

　　●2002年2月23日　中国足协在2002年联赛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宣布全面取消升降级。阎世铎发表讲话，提出“健康联赛，快乐足球”的说法。

　　●2002年3月15日　龚建平被以“涉嫌商业贿赂”拘留，次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标志着足坛打击“黑哨”进入了司法程序。

　　●2002年12月　足协“四巨头”阎世铎、南勇、张吉龙、杨一民敲定在足球教练界名不见经传的荷兰人阿里·汉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2003年8月29日　新一届中国足协的领导机构产生。袁伟民连任中国足协主席一职，阎世铎等22人当选为新一届中国足协副主席。

　　●2004年2月27日　足协公布“中超元年”赛程，令人吃惊的是，阎世铎力挺的中超联赛为了给国字号球队让路，赛程被“大卸八块”。

　　●2004年5月15日　阎世铎一手打造的中超联赛在天津揭幕。

　　●2004年8月-9月　中国女足在雅典奥运会惨败而归，阎世铎生病入院，其间向体育总局递交辞呈。但总局尚未批复。

　　●2004年10月2日　中超联赛第14轮沈阳金德队主场迎战北京现代队的比赛下半场，北京现代队球员因对裁判周伟新的一个点球判罚强烈不满而集体罢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投资人“革命”的导火索。

　　●2004年10月14日　中国足协宣布了对现代罢赛的处罚决定，当日，实德总经理徐明公开声援北京现代，投资人“革命”进入高潮。

　　●2004年11月17日　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中被淘汰，无缘德国世界杯。

　　●2005年1月7日　阎世铎抛出2005年中超“南北分区”新赛制的提议，遭到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之声。

　　●2005年1月19日　阎世铎在香河主持中国足球代表大会，足协公布了2005年联赛赛程，确定2005只升不降2006恢复升降。

　　●2005年1月28日　西门子公司宣布不再成为中场联赛的主赞助商。阎世铎一手策划的中超联赛陷入空前危机。

　　●2005年2月17日　国家体育总局决定，谢亚龙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免去阎世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调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

　　(据新浪体育)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