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就是他们。

　　在我们的城市里，日子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具体，因为那是他们用来计算工钱的计价单位；钱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像钱，因为5毛钱能在市场收摊的时候买回一堆菜叶；生存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简单，因为他们不敢有太多的要求；身体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强壮"，因为他们不敢生病；亲情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温热，因为他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就是为了给爸治病、供弟读书、给家里添头猪；城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虚空，因为他们只"看"过抽水马桶，只住过初级阶段的高楼大厦的水泥地，只"听"过商场里的音乐；春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快乐，因为一年里终于可以有这么几天，他们能体面地、尊严地、享受地过几天像样儿的日子。

　　本期专题，我们听民工自述，这一年。

　　这一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关注；这一年，政府为他们撑腰；这一年，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

　　而生活对于他们，比对任何一个人都更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简单。

　　“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陈敏

　　地点：北京南二环某住宅小区

　　时间：2005年1月9日下午2点

　　人物：陈力松，男，33岁，北京某装修公司瓦工

　　我17岁时进了家乡的工厂，后来被机器削掉半个手指，心有余悸，就跟人出来当瓦工。去过广州、上海，还有新疆。你问我喜欢哪个城市？反正都是高楼大厦，没有一片瓦属于我，我只关心工资高不高。2000年到了北京，挣钱多了点儿，就待下来了。

　　在外面打工，就怕辛苦换不来半两米。温总理替我们讨薪，听说过，但是黑心老板还是灭不了。我遇过一回。老板溜了，工人们都傻了，把玻璃砸碎，有个人站在楼顶嚷嚷半天，突然跳了下来，“120"来得晚，"呜呜"声叫得人真难受......

　　我还怕歧视民工的业主。别小看贴瓷砖，排砖弹线、哪里贴花砖，腰线多高，都要细琢磨，我把每面墙都当作自己的作品。有次干完活儿，业主验收，她的朋友都说好，她板着脸说，民工就这点本事呗，赶着往城里挤，搞得空气都脏了！那个眼神，跟那次“120"的呜呜声一样，捅到我心里！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16年里，我走了不少城市，带着同样的编织袋，塞满褥子和锅碗瓢盆。前年大街小巷都唱什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一听，我心里就泛酸，打工啊，真是苦。一年到头就是一床被褥，能补就补，都不换。冬天冷，同乡劝我再添一床，我舍不得。晚上，就在业主的新家找块水泥地，铺开褥子，和沙子、腻子、油漆、瓷砖睡在一块儿。还好，北京人家里都装有暖气，就碰上过一家没装的，那天下大雪，晚上被冻醒了三次。

　　醒了我就想想老家的春天，油菜花一开一大片，想想秋天，稻子那个香……多少年都没有见过、闻过了。真的，如果在家里一年能挣到1万元钱，我肯定不出来打工！

　　2004年11月，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让老婆孩子来北京玩儿一次。我在四环外找了间十来平米的房间，和房主讨价还价，压到月租220元。换掉工作服，我带她们母女爬长城，游故宫。她们在天安门看升旗，我就看着她们笑，有点儿做主人的感觉。逛王府井的时候，都是好吃好玩儿的，12岁的女儿很懂事，啥都不要。20多天下来，我们花掉了3000多块钱，照了足有10厘米厚的照片，很开心......

　　她们该回家了，我想把老婆留下来当帮手，就是和和水泥泡泡瓷砖，活儿不重。老婆犹豫着问女儿，女儿说：“妈妈留下吧，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

　　亏了女儿的体贴，生活好多了。以前自己洗衣做饭，拌个黄瓜要吃一天，头疼脑热也熬着，现在有伴儿了。昨天晚饭，老婆煎了两条鱼，我喝了点儿小酒，很香。老婆不嫌弃睡地上，就是不忘每周打个长途回家，叮嘱女儿好好读书，不要像她爸妈命苦。女儿笑着说，放心放心！听她奶奶说，开始她还背着人哭，现在好了。

　　要过年了，活儿排得更紧，每天从早干到晚，想给孩子挣个新书包，给爹妈买点儿北京特产。一睡下，才觉得浑身疼，但想到回家，我就好受了。一年一次啊！前天，有个人问我，到南京的硬卧车票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我都是坐着或站着20多个小时回家的，从不觉得累。

　　你问我幸福吗？很快就能看到家人，睡在自家暖和的床上，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幸福吧。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陈力松：一两万吧。我挺满意的。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去北京火车站接老婆孩子，第一眼看到她们母女的时候。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陈力松：女儿学费太高，尤其是建校费。在家种田根本供不了她读书，还得打几年工。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父母老了，农忙我还帮不上；城里过节，别人都团圆了，我只有一个人。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陈力松：希望能再多挣一点钱，一点点都行。

　　“我想回家，却不敢回”

　　采访-谢胜瑜

　　地点：广州天佑家具厂职工宿舍内

　　时间：2005年1月6日晚8点

　　人物：李一兵，男，27岁，电锯工

　　我2004年初来到东莞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家塑胶厂打包。这活儿贼苦，一天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更糟糕的是，厂子伙食太差，工友们狼吞虎咽，我就是咽不下。没熬到半个月，我就走了，可事先交的300元押金和身份证，怎么都要不回来。

　　没办法，我只有打电话让父母寄钱，又办了临时身份证，继续找工作。折腾了一周，我进了个私人办的小化工厂，负责搬运原材料，这活儿也不轻松。原材料里好像有硫酸，溅到衣服上就烧个洞，溅到手上疼得钻心，溅到眼睛里，那肯定成瞎子。我提心吊胆地干了三个月，又不习惯那股怪气味儿，还是走了。

　　农忙的时候，我双手空空回家了。邻居们都议论呢，谁家的谁带回多少稀罕东西、寄回多少钱，见到我，他们都不问。只有一回，爸妈叹着气说：“咋回事？你一个高中毕业生，打工还打不过村里小学初中都没念完的娃？背运啊。”

　　哥哥见我着急，说先学好一两门技术活儿再出去，学摩托修理、驾驶什么的，还说，愿意出钱让我读个民办大学。我觉得自己都二十六七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大笑话！临走时，我要了300元做路费。爸说，也不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明年车票能自个儿买就成。我的脸烧得慌。

　　要多挣钱，就得找份像样儿的工作。一挤下火车，我就买来报纸翻看招聘广告。公司文员、厂报编辑的工资一般都超过千元！读中学时我的作文都是范文，这活儿我能接下来吧？我到一家家职业介绍所排队领表、面试，那张高中文凭掏出掏进，弄得皱巴巴的。有回，我找到一家厂报编辑部。对方问，你发表过文章？我摇头。对方又问，你中文系毕业？我还是摇头。对方变脸了，你开什么玩笑！

　　接连碰壁，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每晚都睡不好，特恨自己：恨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恨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同乡劝我，你要真能写，弄张假文凭混进去再说！名牌大学的文凭在大街上就卖100块！又说，某某也是这么弄，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神气得很。

　　我宁愿失业，也不能作假。每天报纸登的好工作很多，可是不属于我。一个月后，我才找到这家家具厂，守机床。每天14小时的工作，车床轰隆隆地响，木屑粉末满天飞，堵得嗓子眼儿老要咳嗽，还常听说有工友被电锯伤到......除了周日下午，都得待在厂里。到月底数着那八九百块，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

　　国庆节的时候，家里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张罗了个对象。那女孩也在广州打工，也有高中文凭，还是主管。我不乐意，爸就说，那你今年过年带个回来！呛得我说不出话。我在家中最小，爸妈都快70了。按村里乡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得下地种田。我按他们的吩咐找过那女孩两次，没什么自信，渐渐死了心。

　　一晃又到年底。27岁，在我们老家已是大龄青年。回想这一年，觉得挺对不住爸妈：没挣到钱给他们养老，也没找到媳妇给他们添孙......想回家，不敢回。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李一兵：没算过，一年里三进三出，除去用的，我只给家里寄过1000块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李一兵：老板原来说要押两个月工资，昨天听说不押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李一兵：赚不到钱，成不了家。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李一兵：害怕过年回家，害怕爸妈每次打电话都说找媳妇的事。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李一兵：向电影里的傻根学习，能一次带上6万块回家。

　　“期望是人家大学生的事儿”

　　采访-王国华

　　地点：长春市重庆路某麻辣烫餐馆

　　时间：2005年1月7日上午9点30分

　　人物：刘翠莲，女，24岁，服务员

　　我老家在农安县三岗乡，离长春就100多里地，但很少有时间回家。打工两年了，每天刷碗、端盘子，太阳在窗外升了又降，忙忙乎乎的，天就黑了。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我从没有想过，就想着把手里的这个碗洗干净再说。

　　活儿挺琐屑，总没有时间溜达，也好，一年我能攒4000多块钱。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挺高兴，说比种地合适。不过，屯子里不收公粮了(注：从2004年开始吉林省作为全国的试点，取消一切农业税费)，种地比原来合适了。

　　挺想念那个屯子的，偶尔也想想前男友大刚。当初，我老舅介绍他在一家洗浴中心当保安，他天天兴高采烈，一回来就讲，那里的小姐怎么漂亮，怎么开放，也不管我的脸色有多难看。后来他下了夜班，也不来接我，就在网吧混着。

　　去年夏天，大刚弄了回时髦的网恋，为一个面都没见过的女孩去了外地，打电话回来，让我别再等他，他有新相好了……那晚我没合眼，泪水把枕巾湿了大半。我和大刚一块儿长大，以前在大屯他是多么忠厚的人，才一年多，他就变心了。是不是这个城市教坏了他？

　　伤心的人最怕过节日。尤其是圣诞节，重庆路上的情侣一对一对，穿得漂漂亮亮，说着笑着，我想看又不敢看，怕心酸。那天晚上，客人一拨拨地来，我们都快跑断了腿。正忙着呢，老板招呼我，小莲，电话！那会儿，我真希望是大刚打来的，对我说，他想重归于好……

　　过去一接，是我妈的声音，叮嘱我过年回家时，别忘了给我爸带点药。你不知道，城里人把圣诞节折腾得这么热闹，真让人想家。我就对妈说：“妈，节日好！”“什么节啊？”“现在长春都过圣诞节呢！洋节！”我妈乐了：“祝我老闺女节日快乐！”我也乐了，本想还多说几句，看老板吊着眼睛，不得已放下电话。

　　是，每年回家我都得买药给我爸。我爸有哮喘，一到冬天嗓子呼噜呼噜的，喘不过气来，只能靠药维持。50刚出头，他的头发就白了多半，让人看着揪心。前年冬天，我哥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家，说爸快不行了。我疯子一般赶到农安医院，我妈坐在抢救室外哭："老头子，你等咱老闺女出了门再走也不迟啊！"我一下就哭了。还好，我爸命大，鬼门关不留他。

　　我赶回长春之前，妈妈说：找个婆家算了，就待家里。你看谁谁的娃都会背诗了！想想，24岁的姑娘，连对象都没有，有点寒碜。但我没同意。这个城市带走了我的爱情，也慢慢带走了我的时光，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城市生活的感觉，看着漂亮的情侣，走过重庆路。

　　过完年，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把每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能照出每个人的笑脸。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刘翠莲：一个月能挣600块，只比大厨低，一年有7000多块呢。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刘翠莲：现在我每月都要省出几块钱买两次彩票，如果中了大奖，我就在长春买大房子，把我爸妈都接过来。想到这里，就特别开心。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刘翠莲：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想端一辈子盘子，但我文化低，又能干什么？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刘翠莲：怕爸犯病，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没准就是报丧的。我爸不容易，他还没享着福呢！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刘翠莲：期望是大学生的事情，我哪敢有什么期望？好好活下去吧。

　　“这一年差点换来个魂飞魄散”

　　采访-张敏敏 　

　　采访时间：2005年1月20日中午12点

　　采访地点：上海闵行区浦江镇丁连村

　　采访对象：朱俊兵，男，25岁，丁连村官锋制衣厂裁剪工

　　这一年真够悬的，出门打工最怕踩到的地雷，偏偏被我踩上了，差点儿就魂飞魄散。

　　不能说没有防，防不了。当初找工作，听说厂老板是安徽人，是老乡，我的心放下大半。进了厂，我们20个工人去找老板签用工合同，老板哈哈笑着说："我在这儿开厂都七年了，还会赖账骗人吗？相信我，绝对没事！"他的眼神不能不让人相信，于是我们没带半张字据就走了。

　　打工的生活很艰苦，有时连续三个月加班，几宿不合眼，人累得都站不稳，可老板从不加工钱，每月只给200块，说剩下的工钱帮我们攒着，年底给清。在上海，200块就够喝稀饭的，一年多我瘦了好几斤。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相信老板。2005年1月13日，老板招呼人，把库存的3000套成衣装了满满四车要拉走。我们问怎么回事，老板拍着胸脯说："赶去送货要货款，无论如何一定会在你们回家前把工钱结清！"哪有人大白天睁眼儿说瞎话呢？老板上车前，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都去订16日的车票回家，15日我一准把工钱带来！"我们都点头说好。

　　1月14日一大早，我们去找老板，门敲烂了也没人应，窗帘把一切都遮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我们冒险爬到天窗上，一看，差点儿从屋顶摔下来！老板家里空荡荡的，值钱的东西全搬走了，只留下几件破衣服！

　　抱着一线希望，我们赶到加工车间，原来的布料产品全部消失，只有一台台破旧的机器。打老板手机，已关机。大家又找到面料供应商的电话，那边说，你们老板跟我的账早就结清了！后来费劲找到老板老家的电话，但那边一无所知……

　　这下全完了，我的腿直发软，女工们都哭了。怎么办啊？难道白白辛苦一年？现在生活费都不够，拿什么回家过团圆年？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家里就指望着这点儿钱呢。

　　看来老板早预谋骗我们了。他也太黑了！大家一边咒骂老板，一边商量去退火车票。都没有心情吃饭，也没有钱买盒饭，又冷又饿地缩在小宿舍里，一筹莫展地叹气。后来有人提议找报社，帮帮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

　　报纸报道后，市里领导很重视，迅速责成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有些上海人还捐钱到报社，帮我们垫路费。1月18日，丁连村村长特地到厂里来看我们，掏出自己的钱，让我们买点儿好吃的。当天傍晚，丁连村给我们每位都垫付了工钱。这笔血汗钱失而复得，连我们这些男人都高兴得想哭。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可是还有人回不了家。老乡老周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全完了！老周是做木门的，2004年就帮宁波路上的一家装潢公司做门，一共30多扇门，工钱9700元。送货上门时，对方说：先给你一个欠款条，过几天来拿，今后还有生意交给你。老周说好好好，拿着白条走了。再去，已经人去楼空......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朱俊兵：当裁剪工赚了1.1万块钱。

　　《中国青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朱俊兵：老板卷走了我们的工资，幸好遇上好心人，要不回家过年就是空想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朱俊兵：老板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啥时能够彻底解决啊？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朱俊兵：你信任一个人，却被他欺骗。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朱俊兵：还来上海打工，希望好心人还是这样多，坏东家越来越少。

　　“期待明年的平板车”

　　采访-王不了

　　地点：成都街头

　　时间：2005年1月17日下午2点

　　人物：赵德富，男，31岁，成都荷花池搬运工

　　2003年年底，我跟老乡来到荷花池。一下火车，就觉得大城市不一样，看那些站在高板凳上拍巴掌叫卖的人，都觉得新鲜好玩儿。第一天，我就当上了搬运工。没文化，只有下苦力的命。

　　不熟悉的老板喊我“扛包的”，知道我名字后就叫“老赵”。其实我才31岁，小孩儿还不会打酱油呢。都怪这活儿累，我晚上挨床就睡，早上睁眼就出门，胡子拉碴的，就变成"老赵"了。

　　刚来，我和老乡住在一间黑屋子里，睡大通铺，进门只能脱鞋上床。到七八月天气一热，屋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块儿，我实在受不了，开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我出去转，看到人民北路的屋檐下睡满了人，凉快自在。第二天，我就裹个麻布口袋，找了家眼镜专卖店，门口有大理石地面，睡着特凉爽。那晚是累了，倒地一觉睡到天亮。后来就发现麻烦了，睡马路总有汽车吵，喇叭“嘀嘀”的，特烦人。到了秋天，地上很冷，更睡不好，早起脚步都是虚的，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想想，还是住房子吧，把身体糟践坏了，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我还是住回大通铺。有天晚上，经过眼镜店，已经寒冬腊月了，冷得牙齿直打架，还有几个兄弟蜷着身子睡在那里。他们真是好体格。是我太挑剔了？

　　想在荷花池挣钱不容易，现在的老板都精明得跟鬼似的，特抠门儿，大笔的钱吃喝玩乐，眼睛都不眨一下，轮到支付搬运费，就几块钱的事也斤斤计较，啧着舌头好像我占了多大便宜，吃了他们的血肉。

　　可也不能回去。小孩过年就该读书了，总不能让他不识字，今后跟他老爹一样卖力气吧。一说出来“混钱”，老婆就答应了，那晚上还给我打了荷包蛋。

　　出来人生地不熟，卖苦力又活活让人脱层皮，这些我都得担着。就怕遇到什么事，小人物经不起折腾。像上次，我狠个心买了辆二手单车，这样来回快点儿，可以多赚点儿钱。几天后，老板让我送点瓷器，在成大市场门口正转弯，另一辆单车迎头就扑过来，心想坏了！噼里啪啦，我的老天，瓷器全碎了！行人说，你的手在流血，我哪里顾得上，就是扯着那小伙子去见老板。小伙子才十七八岁，脸都吓白了，说自己也是打工的，刚出来几天。看来比我还穷还可怜，算了算了。那次，我磨破嘴皮，老板死不松口，还是赔了800多块，从小布包里数钱的时候，心像针扎一样疼。今天想起来，还是疼，大半年的血汗钱啊，本来是要寄回家买头母猪的，全泡汤了。

　　我的生活很单调。白天忙着背包，晚上睡下了，除了想老婆孩子，就是想着如何中500万的彩票，梦里都想。听人说，重庆就有人中了几千万的彩票，他的运气咋个这么好？哎，我要是中了彩票，龟儿子才出来搬东西！我现在在戒烟，省下烟钱买几注彩票。

　　回家过年是肯定的，不过可能要等到大年三十，赶在春运火车票提价之前。家里人都盼着我呢。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赵德富：将近3000块吧，刨开那次赔的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赵德富：买彩票中过10元钱。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赵德富：摔坏别人的瓷器，大半年白干了。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赵德富：哪天生病了，孩子老婆没人养。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赵德富：想买个平板车，这样好搬运物品。

　　“我是一个拿着CCNA证的民工"

　　采访-本刊记者 李海波

　　地点：《中国青年》编辑部电话采访

　　时间：2005年1月14日下午3点

　　人物：高明伟，24岁，深圳某建筑公司网络布线工

　　我当年连考两年都没考上大学，我是家中老大，不想连累家里，最后决定不考了，都19岁了，凭这身力气一样能挣钱！

　　之后的半年里，我从陕西贩过花椒，去山西倒过焦炭，也曾在邻县的一个小煤窑下过一段时间井，还在一个修公路的工程队里拌“大料”，就是把沥青和石头混在一起的活儿。到春节算了算，挣了2000多块钱，刚好够弟弟妹妹下一年学费。可这样干下去，我自己没啥收获啊，除了比上学时更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生活让我看不到头在哪里。一起打工的堂哥给我作过一个"规划"：出门打工三年，挣1万块钱存着，然后回家娶媳妇，我是高中毕业，肯定能"说个好的"。说实话，这曾对我有相当大的诱惑......

　　后来，在县城电信局工作的表哥要我跟他到兰州做一个工程，工作就是给网络布线，其实也就是负责在墙上打孔。一个月给500元。

　　布线几乎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从机柜里的交换机上引出一根网线到一楼，这根线拉到一楼必须要穿墙打洞，还要绕若干个圈子。

　　表哥自己做得一手好活儿，机柜里乱七八糟的网线他三下两下就可以理得整整齐齐，登高下低打洞穿管拉线更是不在话下。拿着冲气钻一阵狂轰后，接下来的拉线很快就完成了。那天打完了墙上的孔，表哥问我：“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从何说起。眼前的繁华我知道距离自己无比遥远，可我甘心回到那个连水也没有的老家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吗？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决心好好学习业务，既然是与网络有关，那我就该精通这方面的知识。此后三年，我一边布线一边学习，成了一个精通网络硬件知识的“土专家”。

　　2003年，我决定到深圳看看，哪怕摔个头破血流，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不再仅仅是一个布线的民工！

　　在深圳我被一家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录用做业务员。对我来说，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出去漫无目的地去拉单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一个单子都没有拉到， 可能是老板看我为人还算老实，也没有责怪我，反而是公司里有什么布线的项目也让我跟着去帮忙。

　　第一次让老板大吃一惊是在给一家台湾企业布线时，记得网线引入机柜时刚好赶上下班时间，因为急着回家，技术员在他们的机柜下面一阵狂拉，然后插到交换机的端口上就走人了。谁知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对方电话，一顿劈头臭骂，说我们搞断了他们的网络通讯，很多国外的分公司都访问不了他们的服务器……公司派了好几拨人过去，都找不到故障原因，这下可急坏了老板。

　　当时我就想：不至于吧，不就是一个布线的问题吗，怎么会影响和国外的通讯？一定另有原因。“让我去试试看吧。”老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同意我去。

　　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找到毛病：施工的工人太着急，把路由器一个插头的针给弄断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跑业务了，老板安排我专门负责公司布线的技术问题。可是，除了工资高一些，还不是和我这几年所做的没什么区别吗？我不还是一个稍微高级一点儿的民工吗？

　　2004年5月，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决心学点儿知识。我能学什么呢？我想起了CCNA，我大概知道CCNA是关于网络基础知识和CISCO的操作软件知识，可是考试是全英文的......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大概也就只记得26个英文字母了，能去考吗？还有昂贵的培训和考试费用从哪里来？最终我还是东拼西凑买了台二手电脑，幸运的是，我发现了一张光盘上有网络基础知识和CCNA的中文教材。

　　我开始了自学，空闲时间还是帮别人做做网络布线的活儿。和我一块儿租房子的人是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因为要考托福，拉了根电话线上网，我搭了个顺路车，下载了很多新的模拟软件和模拟考题。

　　五个月后，考前第三天，我把模拟试题做了一遍，正确率基本上达到100%，2004年10月27日那天，我顺利通过考试，就这样，一个高中生把CCNA给过了......

　　可接下来我试着发出去的简历100%地没有回音，甚至在一个高级人才招聘会上，有一个人看到我是高中学历很委婉地暗示我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我当时难过得真想哭，我还是忍住了，的确，在几个月前，我还只是一名民工，欠缺的东西不是一个证书能弥补的......

　　春节前我找到了一个和原来差不多的新工作，再次扛起沉甸甸的冲气钻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开始我的民工生活，但是我不后悔这五个月所付出的努力。我毕竟成功了，我毕竟取得了我在一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成绩。而且我有了新的目标，以前我一直觉得做民工就是我的命，现在我却坚信我不会永远只是一名民工！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赚了多少钱？

　　高明伟：刚开始半年挣得多点儿，存了一万多元，后来断断续续活儿少了，租房子买东西，现在手头还过得去，还有四千左右。春节前应该能寄回家一些。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高明伟：最开心的是考CCNA通过，最伤心是妹妹没有考上大学，我希望她能复读，我不希望弟弟妹妹和我一样。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高明伟：没有安全感，不时地会有种恐惧的感觉，城市生活我无法完全融入，有时候，一些眼神能让人不开心很久，这是和我一样的民工最苦恼的事情。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牵挂和最害怕的还是家乡的消息，去年没有回家，父亲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接电话，都怕是妈打来……担心。

　　《中国青年》：新的一年有什么期望？

　　高明伟：找一个能发挥网络技术特长的工作。策划-《中国青年》专题部　　(文/亓昕)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