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明

　　“学历歧视”的特征是“惟学历论”，依据文凭高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给予三六九等的待遇。

　　上世纪50至70年代，没有学历歧视，倒有一种全世界罕见的“歧视学历”现象。那时谁要是强调“学历”，就有别有用心的嫌疑。近年，据说在“国民素质低”的国度，“大学生供过于求”了，不少大学 生毕业后就业难，就连硕士也不值钱。就在这文凭大贬值的时候，兴开“学历歧视”了。

　　有商店亮出“学历越高，打折越多”的牌子，有房产商也搞类似的营销宣传，引来许多批评。其实，对这私人性的非欺诈的商业行为不该上纲上线。它不具有垄断性和公权性质，人家又没行贿，白送东西给什么人也不用管。为此气不忿，指责它搞“学历歧视”侵犯消费者利益，道理上讲不通。在用人待人方面，民间团体、企业，有经济的硬制约，比不得公家财大气粗可以随意“大马拉小车”，如果不计成本专找高学历的干活儿，那叫傻。某姑娘下定决心非高学历不嫁，低学历的小伙酸溜溜地进行道德谴责也不道德。所以说，民间和私人对制造学历歧视的作用不大，某些出于各自利益对学历有所要求区别对待的现象，或者无可厚非，或者干预也是徒劳。

　　而公权机构、团体根据文凭高低在内部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并规定、指导社会利益分配时，就已经在损害社会了，是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损害。有些城市的政府，提出要优化人口素质，其中就有本科(或者硕士、博士)以上的人进入该地区解决户口的政策，这是不公平的。一个公司可以在招人时规定学历，而作为为公民服务的政府是不能这样规定的，即使政府自己招人也不能说本科以上的可以迁移户口，以下的就不能迁移。政府要提高辖区内人口素质的途径是教育，而不是筛选。

　　从政治、行政智慧的角度看，拉动学历歧视的政策那真叫笨———它生生把大量低学历人口排斥在多种劳动市场之外，稀里糊涂地背着因此而来的沉重包袱，面对由此加剧的贫富悬殊、犯罪、城市病态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手忙脚乱，社会福利总水平也必然下降。

　　政策领头推行学历歧视，必会把“造假机制”引入“人才竞争”领域。遍地的地下作坊和假证广告，还有为官员镀金服务的各种“学历教育”机构，都是这种需要所催生出来的“新兴产业”。假学历以两大类形式流行：一种是“纯假”，即文凭是作坊里仿造出来的，不合法的；另一种是“正假”，领文凭走了正式手续，合规中矩的，但拥有合法文凭的人并没长学问、本事。要进行“学历打假”那不会有多少效果，因为，许多真的也是假的，你还得肯定它就是真的。

　　在工作岗位不能明确学力、绩效要求而待遇却和学历挂钩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人才资源浪费、重复和无效培训增加、知识更新动力丧失、市场对人才的自然调节被打乱等等弊端，无端消耗纳税人大量钱财并伤害社会生产力。从观念上对社会的影响则是“重学历，轻学力”，鼓励全民玩教育、学习上的“花架子”———这个耍花架子的竞争还非常残酷、激烈。

　　文凭，算是采用量化、硬化了的指标，既如此，就得争取拥有它。无所不能的权力在这场竞争中占尽先机。有权者在日理万机之余，学历不断提高，专著、论文获奖证书、资格证书一大堆。你一个地区的考学尖子需要昼夜玩命才拿到的头衔，没见人家怎么着就突然拥有了。你苦读到老大不小得到的那个劳动力证明书及其“含金量”，人家能轻而易举地拿到手并超越你，你还不敢说人家是假冒伪劣。这样，谁还会把学力、能力当回事呢？

　　公权机构本身要求政策、措施及其执行高度一致的标准化，许多机关里的博啊硕的，干的也就是文字搬运工的活儿，所有产品都没多少原创的味儿。搞技术的干的多是操作员所干的，另外还有些高中级掂包、打杂的。这样的机关，少几个高学历人士，工作定然“正常运转”。既然没法比“原创”，大家就比“原装”，比谁受得教育更“正宗”，这也是公权系统内利于学历歧视风行的客观因素。

　　学历歧视，祸在社会，责在公权。所以，学历打假和根治学历歧视，需要从制约公权滥用开始，需要公权机关带头求真务实，惟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