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数名记者分赴各名山大川、武学圣地，力图探访今天的武林江湖。但除了那些早已覆盖着历史烟尘的遗迹，影视文学中的江湖似乎只是众人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世界，以至于近在眼前也无迹可寻，远在千里反倒历历在目。在少林寺，在武当山，在陈家沟，在青城山，我们见不到金庸笔下深入人心的颠僧、狂道、隐
侠和剑仙，满眼所见的是比自己更寻常，比生活更无奇的渺小人物。
或许这正符合了中国深厚的隐逸文化。看透世事的高人，与其在俗世中沉浮，不如遗世而独立。在这些武学圣地的采访和探寻中，正是一些看来普通寻常的人物在我们的时代传承着中国功夫的香火。这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许江湖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今天一样平淡无奇，但在后人的世界里却成了传奇。
传奇的主人公便是武侠。周星驰在《功夫》公映后有一次接受采访，谈到很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渺小。从平凡到伟大，通常不过是赶上了一个契机。或许正是这个不算发现的常识，让他认识到每人心中英雄侠客的情结。通过《功夫》中受李小龙《龙争虎斗》影响的白衫和黑裤的造型，他用这种符号化的视觉语言描述着童年的梦。
上古的侠客“为知己者”浪掷生命。这种没有正义的报恩意识，体现了普通人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随着武侠精神的升华，他在社会大众心目中达到了更高的伦理价值。
电影《英雄》的编剧李冯认为，武侠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白日梦，这个梦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友情、义气和牺牲等观念，来实现心灵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将武侠描述为成人童话的观点也许并不新鲜，但精神上的寻根情节，是李冯对武侠价值的另一个看法。“尽管西方的许多意识形态在生活中如鱼得水，但中国人思想的胃口似乎还是需要一点中国自己的东西。说来似乎令人沮丧，因为这种东西似乎只有在古代的武侠精神中存留得更多。而这种东西经过漫长历史的洗礼，在不知不觉中深入骨髓，喂养着我们的精神。”
事实好像正是如此。武侠令人着迷的，正是他们令人倾慕的人格魅力:重义轻生，舍己助人，义薄云天，一诺千金……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地为刺客和游侠列传，正是因为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伟大品德，它往往为普通人向往而所欠缺。这种精神尽管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也有存在，但游侠的这些品质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境界更加接近，而实现通往那个精神层面的梯子，就是功夫。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武术，功夫似乎是以一个电影名词出现的。功夫首先是视觉艺术，但永远摆脱不了一点形而上的东西。这在金庸身上最为明显，而古龙则通过对人物个性的强调而选择了另一种价值取向。孙式太极拳当代掌门人孙永田认为，金庸的小说虽然把传统的功夫带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但真正的功夫从未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神乎其技。正如陈氏太极的创始人陈王廷所言，“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真正的侠客和武功高手通常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江湖，功夫只是娱乐他们精神世界的工具。
中国人武侠情结的另一个根源在于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心灵反抗。“物不平则鸣”织就了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尽管当个体的自由精神与国家制度和名教纲常日益发生冲突后，侠客终于在集团暴力的驱逐下浪迹江湖，但即便经历了数千年名教纲常的严格限制后，武侠情结依旧让路见不平的侠客成为平民宣泄不公的永恒代言人。近代出现的武侠片，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到陈凯歌正在拍摄的《无极》，76年的武侠电影史完全可以媲美美国的西部片。瞿秋白曾经批评仙剑统治着中国人的脑筋。“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但《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却认为，她之所以单身离家走上革命道路，与那时读武侠小说“很有关联”，因为“除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
《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侠历来是正统文人痛恨的人群，因为他们能通过文人短缺的个人武力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游侠又是文人千古的梦想，无论是李白还是金庸，各代知识分子都不吝用文字赞美他们。
武侠，功夫和江湖。这是虚虚实实世代相传的神话，没有人相信它，却永远有人愿意相信它。
少林寺的功夫以及被重新挑起的江湖
释永信甚至忙到抽不出完整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这个少林寺的第30代方丈一边穿袈裟、剃胡须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呆会还要接受美国探索频道的采访，而就在记者短短的30分钟采访时间中，先后有包工头、银行行长和村委会委员推开方丈室的门。“实在抱歉，我太忙了。”释永信眼睛布满红丝。旁边的侍从告诉记者，他昨天晚上才连夜从北京回到少林寺，一直忙到12点后才睡觉，而今天早上一早就去登封处理事情了。
少林寺方丈的职责是什么呢？释永信的回答是:协调处理好寺庙的发展。而对现在的少林寺来说，功夫以及功夫带来的利益纷争或许已经成为这个方丈必须处理的最大江湖了。
“功夫拯救了少林寺”
正如功夫一直在历史上对少林寺的作用，1982年，功夫又一次拯救了少林寺。
“一片破败，一共就十几个和尚，9个是老人，靠28亩地过日子。”这是现任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对记者描述的1981年的少林寺。修缮一新的方丈室里，布置精致，大堂内摆着一片雕刻着罗汉塑像的玉石，屋顶上模仿雍和宫的装饰。释永信不无唏嘘，“那时候少林寺已经奄奄一息，除了零星几个爱好者会偶尔探访之外，少林寺和他的功夫几乎被人遗忘了。”
从小就生活在少林寺周围的李炎林是少林寺农家宾馆的主人，根据他的记忆:“那时候的少林寺就像是每个农村都有的那种普通小寺庙，靠种几分薄地过活，惟一不同的是，那里的和尚还坚持练功夫，但是纯粹只是一种爱好，根本没有人把功夫当什么。和尚没事就常出来和村子里的人聊天，顺带也教大家功夫，这算是他们的消遣吧，所以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都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甚至有些和尚跑到周围的中学去当体育老师，当然，这可能还因为是经济压力造成的。还有一个和尚后来跑到登封县体委去了，这是当时少林功夫的能发挥的最大功用了。”
之前少林寺的凋敝来自几个原因，1928年军阀石友三一把火烧了少林寺，少林寺的损害一直没能重新整修，“文革”时候少林寺遭遇第二次破坏。“少林寺著名的塔林还是我的师父释行正舍命保下来的。后来土改让很多僧人都还俗去了，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少林寺。”释永信说。
据李炎林的回忆，那时的主持释行正和村民聊天时常会不自觉聊起以前辉煌的少林寺——以前的少林寺是皇家寺庙，管着的是上万顷土地，有上千民佃农为他们耕作。“但当时很多人都把这个当作笑话听。可见从192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少林寺是多么不堪。”
然而，“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1981年释永信在“谁都不愿意到少林寺”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只身从家乡安徽前往这个“破旧小寺庙”，拜入释行正门下。也就在1981年，几乎在释永信入寺的同时，一次在后来改变少林寺命运的武术比赛毫不起眼地在山东济南举行，在这个比武大会上来观看的有几位香港人，他们是香港银都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中便有那位目光独到的人士，他叫张鑫炎——是拍过武侠片《碧血丹心》的著名导演，他此行目的是为了功夫新片《少林寺》挑选演员，其中被挑中的就是后来的李连杰。
转机就在这部《少林寺》。“1982年《少林寺》上演，在国内外掀起了对少林功夫的热潮，紧接着，一切都被改变了，从1974到1978年根据门票统计少林总共的游客是20万左右。而到1982年少林的游客达到了70多万人，1984年达到260万人，90年代以后游客基本稳定在每年150万人左右。从那时候起，少林寺的旅游收入一度长期稳定地占据登封财政收入的38%。”人们突然意识到少林功夫是个宝矿，也在这时候“省市领导看到希望了。”李炎林说。
被功夫改变的地方经济生态
记者是随方丈的车到达少林寺的，郑少公路直直走到底就是少林寺了，沿途并没有想象的深山古林，而这条公路“是为了让旅客更方便到少林寺建造的”，这仿佛就是个象征——从功夫的市场化开始，少林寺以及周围的现实生态完全被改变了，“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这种存在1500年的景象其实在短短20年间就彻底消失了。
“如果没有功夫，少林寺周围的村落或许还是贫穷的小村落。”李炎林说。比起此前小农村的耕作，现在的功夫俨然成了当地最大的经济来源，游人增多后，当地村民受利益驱动迅速撤离土地。而旁边一些村庄的居民也不断往少林寺靠拢，少林寺周围的村庄迅速膨胀。
在少林路上开小商品店的张春福经历了少林寺周围的几次变迁。他告诉记者:“起初在少林寺大门口对面有些小商店和临时搭建的帐篷，经商者在里面卖点儿馒头、面条，后被拆掉。政府看到这里的发展机遇，专门从石牌坊以内到少林寺规划出一条街，二三年后扒掉，建起少林寺商城。原本规划是游客来了把车放在停车场后(也就是现在塔沟学校西区)，走进商城先消费，再步行至少林寺。可是如果把车放进去直接开到少林寺门口，那里停车费则是停车场的四倍。结果变成停车场没有车，来人都直接进了少林寺，商城变空城，无法经营下去。后来塔沟学校用450万元把地买下来，盖起教学楼和校舍;到了1992年政府又重新颁发文件，建仿古一条街(就是现在这条少林街)，都是附近居民开的各种小店铺，如饭馆、小卖部、旅游纪念品、书店等。1999年登封市政府选中了清华大学的方案，对少林寺景区作了重新规划。”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武术学校的狂增，“到90年代，少林寺附近的武术学校几乎是遍地开花，学生总人数达到32000多人”。
“20多年来，这些商业设施在景区内被拆拆建建，屡禁不止。郑州一家大公司甚至在少林寺对面投资了一家‘寺院’，塑建五百罗汉，请了假和尚设功德箱。这些都严重了影响了少林寺旅游的质量，1987年后游客数有所滑落。”登封市副市长何宏波说，“所以1999年我们重新规划，这次规划是依照‘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设计的。2001年底从迎宾佛开始向里，已经完成了两期拆迁。总共40万平方米的门面建筑都要拆掉，武校统统搬到城市西面新建的武术城里去，拆迁费粗算估计要8000多万元，整个景区的整顿则需要3个亿左右。”
“功夫带给少林寺以及周围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在1982年前，少林寺周围的村民每年产值只有30元，村民们没用过煤，全是砍树作燃料，没有电器也没有电。而现在，少林寺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释永信说。而且“为了美化景观，地已经不让种了，现在所有经济来源就是少林寺。这周围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开武术学校，有点关系的开宾馆、饭店，除此之外，就是开车拉客和摆摊。”李炎林说。少林寺功夫的巨大产值不仅把这么一个地区的经济拉上去了，也彻底改变了周围乡村的生活，原来这儿方圆百里就一个村，统称少林村，改革开放后分成四个村:少林村、塔沟村、郭店村和雷家沟。经过这几次的反复，这些村显然都形成了一个以少林寺为核心的经济生态。现在少林寺的方丈俨然成了这个地区的长老——这个角色其实和历史上的少林方丈异常类似，少林寺从建寺之初就是一个皇家寺庙，有着大量的耕田和寺产，并养有为数不少的佃农。“在古代的少林寺，除了布施之外，佃农耕地是少林寺最大的收入了，后来经历几次的历史变化，后来这些佃农后来就围绕着寺成了定居的村民，而现在，他们又要依靠少林寺吃饭了。”
作为权力的功夫和它挑起的现实纠葛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方丈释永信也是被功夫经济推上前台的。“当时政府领导想开发少林寺和少林功夫，第一个工作就是选择能利用好这个商机的接班人，然而因为少林功夫在1928到1982年间已经几乎断脉了，1983年，相关领导邀请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海灯大师和他的两个弟子，并有意把少林寺的管理权交给他。不过对于当时谁要来接管少林寺有很大的争议，包括海灯、释永信的老师释行正和释永信的另一个师叔都是人选。其中怎么演绎我们是不清楚，到了最后海灯和释永信的另一个师叔都离开少林寺，1983年领导权交给了释永信。其实当时的少林寺有很大压力，因为少林寺基本是断代了，少林寺必须在一方面接续重新寻找以前功夫传统的同时，迅速把握商机市场化。而之所以会最终选择释永信，是因为当时释行正相信释永信聪明、灵活，能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接班问题，释永信的说法是:“前任方丈根据德行、智慧、人品各个方面挑选，然后授予祖传的法卷，法卷是从15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从第一代到我第30代每一代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现在法卷在我手上，我要对得起前面那29代祖先。”
就在经济把功夫塑造成一个权力的同时，另外一条影响少林寺和村庄的主线——宗法门头制度在重新纠葛。“少林寺的功夫之所以能传承不衰而且一直保证正本清源来自宗法门头制度，这是13世纪福裕禅师主持少林寺期间确立的，少林寺的模式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你要学我的功夫就得和我确定继承关系，一般是统归在佛祖的名下，成了弟子或者法子，就是俗家程序中的儿子这样的意味，少林寺的宗法制度沿袭自周朝，福裕法师确立了70个字为辈分，如圆字辈就比本子辈小一悲，这和世俗中以血脉关系为基础宗法制度一样。”少林寺的总教头释永庄告诉记者。
而这个村子里的人“要么自己就让当体育老师的少林和尚教过，要么自己或者祖辈就曾拜少林和尚为师”，所以许多都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记者下榻的少林农家宾馆的主人李炎林的儿子就骄傲地告诉记者，如果论辈分，方丈大师还要叫他爸爸十爷了。
“我们村里对方丈太熟悉了，拉来扯去都是关系，方丈也常在村里四处走动，所以彼此就更熟悉了。”然而当少林寺成为乡村经济的核心，这条线就变得异常敏感，一个利益关系交织的江湖正在铺开。“事实上释小龙就是释永信的弟子和干儿子。释小龙原名叫陈小龙，他的父亲叫陈同三，是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的校长，和释永信私交不错，释小龙可以说是释永信捧出来的，1993年6月7日，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邀请，以释永信为团长的少林寺佛教文化访问团去台湾。作为随团惟一的俗家弟子，这也是小龙人生的转折点。他在那个会上被片商看中。从那次之后，村子里不断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想和少林寺发生关系，也有很多人一直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入少林寺，拜方丈为师。”李炎林说，“现在你要在少林寺旁边谋生，就看你和少林寺的关系了，如果关系越亲近，你得到的机会越多，我这边的客人很多都是少林寺介绍的。”少林寺和周围的村庄交织在利益和以武术血缘确立的亲属关系中。
世界市场:少林寺功夫的未来江湖？
这是一张和尚的名片。正面:释延王——少林寺易筋经洗髓经传人。背面分别列了七个“官职”:少林易筋经洗髓经研究中心主席;少林寺网站首席执行官;少林寺武僧团副团长;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副会长;《禅露》杂志主编;中华禅诗研究会会长;河南少林寺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国内第一家僧人自己的影视制作机构)。过去少林寺有“知客”、“典座”等主要职务划分，但却无法给1500年后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和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定位。延王和尚在寺院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少林寺高科技文化形象策划人。
这是一个缩影——少林功夫已经彻底地改造了少林寺。从1988年元月在少林寺院内首次公开对外表演开始，少林寺走上了“功夫经济”的道路，第二年改名为少林武僧团，开始了国内外的演出，1998年成立了“少林寺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少林素饼和少林禅茶，并已经注册了国内29大类近100个商标，向一些社会企业特许授权使用“少林”商标。少林寺还设立了“河南少林寺影视有限公司”、“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等。自1986年始，他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
现任少林寺的总教头释延庄告诉记者，为了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寺庙，少林寺内的僧人已经改变了生活习惯，现在是半天学习武术半天学文，现在他们是每天5点起床，先去爬山(他们叫跑山)，下午，上文化课了。上的课有数学、语文、英语。“惟一多的就是佛学课，有的武僧已学到大专的水平了，还有的武僧英语已能运用自如了。现在寺里每年都会送合适的人到大学和佛学院进修，武僧们平时每周可以看一次电视，也可以用电脑。”
发展至今的少林寺，从内部机构设置来看，俨然是一个架构完备的实体，甚至拥有一个少林实业发展公司，释永信说当年为了保护少林寺商标才成立公司，因为商标法规定只有公司才能注册商标。少林寺自己并不忌讳言商。释永信在《禅露集》中也有这样的观点:“佛教不避世，佛教如果避世，早就自取灭亡了。”少林寺这种“历史性格”，与其他寺院不同，十分典型。它在商业社会中采取主动原本就是可以预想的结果。
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少林寺以少林功夫申报世界遗产已经获得国家的通过。“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就等待联合国的审核了。”释永信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少林功夫可以说是中国传播最广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品牌，我们希望少林功夫能像‘联想’一样给中国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
“比起以前，现在的少林寺舞台更大，我们未来的江湖就在世界市场，对此我很有信心”释永信说。 蔡崇达
图书馆里的“武林秘笈”
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是，陈玄风临死前告诉梅超风把自己胸上的皮割下来，因为《九阴真经》就刻在上面。梅超风这才明白，为什么丈夫这些年来从来不肯脱上衣。想来铜尸铁尸二人也是当世高手，尚且如此害怕别人夺经。那林平之为了自己家传的《辟邪剑谱》，夜夜伏在华山危崖之上也就算不得什么。在武侠小说里，一本武林秘笈就好比是开国玉玺，得之者得天下，人人不惜以性命相搏。所以，2004年9月，少林寺在网站上公开多项少林秘笈才会轰动一时，那时人人探询，难道江湖的规矩改了？
其实江湖的规矩早就改了。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早在1998年就出版了一套《少林功夫丛书》，丛书共8本，包括《少林绝命腿》、《少林打擂秘诀》、《少林护身暗器秘传》、《少林三绝:气功、点穴、擒拿》、《少林金刚硬气功》、《少林棍法大全》、《少林看家拳》。从少林功夫源流,到少林以慈悲为本的武功原则、内功入门法则,各种招数,甚至锻炼方法都一一列出。书中还附录了多种治疗外伤、内伤的少林灵药，包括传说中可以续骨救命的壮筋续骨丹、增长气力的少林大力丸。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这套书并不见得特别抢眼。因为旁边还有着无数的拳经剑谱。按类来分，最多的有两种:太极拳和武当八卦掌。《倚天屠龙记》里，太极功夫以柔克刚的功夫被宣扬到了极致。国家图书馆的太极拳谱胜在一个“广”上，陈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都有专门论述;甚至有一本《陈氏太极拳图说》，用看图学话的方法教你打太极。再往两旁一看，咏春拳、通背拳、形意拳，一路路拳法的名字让你感觉到了少林寺的藏经阁。这里面，“高翔”这个名字屡屡出现，作为《武术》的主编，他的著作有:《鹰爪大力擒拿》、《峨眉白猿闪电手》、《蛇拳北派秘技》、《隐踪绝杀黑虎门》。
但实际上，这些书里记载的，都只是武术的套路，都只能叫做“武术”，而不能叫功夫。究竟什么是“功夫”呢？少林方丈释永信在《中国武术文化略述》说，“功夫”一词是佛教专用名词，禅宗的修行成果就叫“功夫”。比如坐禅、参话头就叫“做功夫”。“做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人的品质。每天起床叠被、洗脸睡觉都是做功夫，比起套路，功夫无疑更是武功之本。《天龙八部》里的藏经阁老僧是懂什么叫“功夫”的，他在混入藏经阁的萧远山日常取书处放上佛经，意即在此。
即将离开的时候，就像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一位黄衣僧飘然出现在面前，手中取一本通背拳翻阅，又取一本《少林功夫》翻看。上前询问之下，竟然真的曾在少林门下学拳。赶忙问他这些“秘笈”是否真能让我等凡人练出一身武艺，他看了我一眼，非常慈祥和蔼地说:“强身健体还可以。”又问他日常看什么书，他说:“外语。”马戎戎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