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领导干部利用节日收受礼金大搞权钱交易的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1月19日接受审判的安徽亳州市政协原秘书长徐保庭，正是“春节腐败”的典型。据检察机关指控，徐保庭自1997年至2003年任涡阳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整、就业安排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程月 侠（另案处理）非法收受42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28000元、美元4000元，而这一系列腐败动作几乎都在春节前后完成的。（1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春节”成了贪官“失贞”或滑向腐败深渊的的高危节日。日前江苏曝光的三起腐败大案，均与“春节”有染——原江苏省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双成在2004年春节期间，顶风收受代币券一万元；原南京市农林局副局长郑崇新在担任六合县副县长、县长期间，17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26.3万元及情侣表一对、金箔画一幅，其中10次发生在春节；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收受原省交通厅长章俊元200多万元巨额贿赂，也发生在2004年春节期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春节腐败”屡禁不绝、愈演愈烈？从一些落马贪官的酒后“真言”和“悔过书”中，不难探寻到他们的沉沦轨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在其《忏悔书》中交待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四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几百万元。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看来，喜欢过年，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春节情节”是所有贪官的“共同爱好”。一些贪官平日里慑于法纪，不敢把手伸得太长，好不容易等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私欲便急速膨胀，乐而忘“廉”、心安“礼”得，结果是“钱财前门进，原则后门失”，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埋下了伏笔——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徐凤娟，在徐闻工作4年，4个春节都在徐闻度过。倒不是因为她能与民同庆，而是不愿错过“发财”机会：第一年收了3万，第二年收了15万，第三年收了20万，第四年收了18万；广东翁源县原县委书记黄福印，在任职的第一个春节，收礼收到大年三十晚的七点多钟，才驱车100多公里回到韶关家中吃团圆饭；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春节不收红包便感到“手心发痒”，往往一个春节下来，就有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贪官们之所以对“春节”情有独钟，有的甚至恨不得一年过两个三个春节，一是认识上出了偏差，把行贿受贿当作了正常的礼尚往来；二是心存侥幸，认为法不责众，只要做得隐蔽，就不会“出事”。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曾就此发表过“高见”：“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送者是出于情意，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这就像小孩儿们收压岁钱一样，正常得很，不违法！”在这样一种病态心理下，丁仰宁收起红包礼金来脸不红心不跳，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收受各种红包礼金达10万元。从近年查外的一些腐败大案中不难看出，持此心态身陷囹圄的绝非孤例。不少贪官因此走上了断头台、不归路。

　　由此可见，遏制“春节腐败”除了党纪严究、政纪严外、国法严惩之外，必须加大预防、监督力度，从思想上淡化大官小员们的“春节情结”。“春节情结”不除，“春节腐败”难绝。在2005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笔者真诚地奉劝那些有着“春节情结”的领导干部，以徐国健、徐保庭等落马贪官为前车之鉴，把好“廉关”过“年关”，自觉地将那些居心叵测的红包、礼品拒之门外，过一个“夜半敲门心不惊”的吉祥年、开心年！ 作者：高福生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