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6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包括100多种进口药）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高达15％。但令人疑惑的是，老百姓总是感受不到药品降价的实惠，还是反映药价太高、有病不敢看，而降价药则“根本买不到”！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

　　在网上搜索栏中打上“降价 药”三个字，只用了0.11秒，页面便显示找到6100篇内容相关的文章。浏览了几页，发现讲的几乎是同一个事实：降价药品不见踪影，百姓也无受惠之感。

　　针对国家发改委去年5月30日公布的24种抗感染类药品零售价格降价目录，记者以常用抗菌素阿莫西林为例，将电话打到三家医院的药房，回答均只有一个品种：两家药房为500毫克24片装，一家的价格为20多元，另一家说得比较精确：27元，第三家医院药房的阿莫西林为125毫克12片装的品种，价格为14.5元。仍以阿莫西林为例，记者走访了京城三家药店：第一家只有500毫克20粒装（胶囊）的一种，价格为13.4元。第二家为500毫克24粒装（胶囊）的品种，价格为27.4元。第三家有两种：250毫克24粒装的价格为15.7元，250毫克20粒装的为7.6元。无论是医院还是药店，降价目录中由原来的7.2元降到4.3元、降幅达40％的125毫克20粒装的品种，都没有。而其它的如125毫克12粒装（胶囊）2.6元、125毫克6片装1.3元等价格便宜的品种也都没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半透明”让利不小“随份子”动辄上万

　　降价药休想进医院

　　记者了解到，许多降价药品在医院不见踪影的原因很简单———医院根本就没有进货！究其原因，一是现今“以药补医”的医疗体制，二是药品回扣等不正之风。

　　本报曾就看病贵的问题，从现行医疗体制上做过分析：为了弥补医院医疗收入的不足，现行政策允许医院在将药品卖给患者时附一定比例的批零差价。这样，面对着效果相同而生产厂家、价格不同的药品，医院自然会选择价高的药品。这就从体制上成为医生往往喜欢多开药、开贵药的原因。

　　然而在实际中，事情还远非如此简单。

　　除去药品进医院时层层“公关”、医生开药拿回扣这些已被媒体大量炒作的情形外，药品在医院这个流通领域还有另外许多“游戏规则”。

　　北京某大医院的一位科主任告诉记者，医药公司在将药品批发给医院时，通常会给医院让15％左右的利益，这是“透明”部分，即国家允许的部分，叫“明扣”。但医院从医药公司那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半透明”的灰色费用是用于市场促销作用的，比例大约在10％，这叫“暗扣”。所谓“半透明”，即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但没有发票。医院某些项目或学术活动赞助费等等，也多由药厂、医药公司来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化科专家告诉记者：“医院各种活动的赞助费用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有时院方和药厂明着要，以不用你的药相威胁，不给的药厂，其药品就要受冷落。还有，你见过医院搞某些庆典时，某某药厂或某某医药公司送的花篮吗？花篮事小，医院买来摆放就是，可药厂或医药公司都是要‘随份子’的，一个‘份子’就得一两万元。上述种种看起来不带任何私人目的，冠冕堂皇的，但这些费用最后都得加到药价上，由患者买单。”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种药品如果其出厂价为1－2元，那么售价10元是很正常的。企业通常只有10％的毛利，也即0.1元。其余8－9元的利润都被流通领域“吃掉了”。

　　上文提到的那位科主任告诉记者，国家对部分药品进行降价，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价低的药品进不了医院，降价实际上也就形同虚设了。

　　“跳水价”形同自杀同类药变身无穷

　　招标要按“规则”来

　　一位曾在医院药品招标中做过评标专家的医生告诉记者，评标专家全由医院的专家组成，专家对医院用药的情况谁不心知肚明？在招标中，药品的价格是不能降得太低的，因为价格太低的药品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就不能给医院、医生带来好处，不符合现行药品流通的“游戏规则”。如今，同一种药往往有多个品种，生产厂家不同、商品名称不同、价格也不同，药品的替代性很强。对医院来说，一种药的价高，一种价低，一种有好处，一种没好处或好处少，医院自然要选择价格高、好处多的那种了。

　　这时肯定会有人说：不是公开招标吗？对同一种药，价格低怎么会不占优势？没关系，价格低的药品当然可以中标，但医院却可以不用。就在药厂为自己药品中标而皆大欢喜之时，才发现自己很“犯傻”。当然，医院还有“这个药效果不好”等等理由，很轻易地就可将没有利益的药品挤出医院。药品销不出去，厂家没有利益，那么药品自然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以前招标中就遇到过有药品抛出‘跳水价’的情形，但跳一个死一个。哪种药品降价，哪种药品就得死，因为一降价医院就不用了。医院不欢迎降价药。”

　　药品招标确实杀了不少药价，但招标又出现了招标腐败。因为与招标相关的组织都要有利益。要是只招一次标，药厂对相关部门打点一次也就罢了，现在却是每年都要招标一次。对药厂来说，就得重复打点。对招标单位来说就是反复盘剥。在这种情况下，价低不仅不能成为招标的优势，反而由于无力“公关”而被淘汰出局，因为可供选择的品种太多了。

　　再看药厂。如今研发一种新药难，但目前同一种药品的名称很多，低水平重复生产现象很严重。某种药品不是降价了吗？那么，一换包装，一改名称，摇身一变，价格就又上去了。一种药品原来只卖5角钱，一改包装，一换名称，便堂而皇之卖到10元。南京一家制药厂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药就像做手机，手机价格一直在降，但总有高价新产品推出。你降低我这个药的价格，我现在就推出一个新药。”

　　患者岂能愿“挨宰”都怪医院太“霸王”

　　处方为什么流不出来？

　　如今，药品零售业发展可谓风起云涌，药品在药店销售不仅没有政策允许的批零差价等等利润环节，而且对顾客的让利更为灵活。通常药品在药店的价格比医院低20％－30％。而平价药房的崛起对药价的冲击更大。现今凭处方到药店购药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医保定点药店的设立，更为病人走进药店创造了条件。然而，药品零售业的这种发展，目前对降低百姓用药费用尚未带来质的帮助。据业内人士估计，百姓在药店购买药品的量在全部药品销量中只占20％左右，80％左右的用药都是通过医疗机构进行的。医疗机构仍然是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这一估计在某些地区也得到了证实。比如，据相关媒体报道，在南京，各类医疗机构占有85％以上的药品零售市场。在重庆，药店销售的药品只占全部医药销售份额的25％，绝大多数药品还是通过医院销售。

　　百姓为何不去药店？难道他们甘愿挨宰？记者调查表明，这一症结的“根儿”还是在医院：很多处方流不出来。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病人在他们医院看病时所开的处方，基本上都是在本院取药。对于粉针类静脉用药———他肯定地说———目前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拒绝使用病人从医院外带来的药。认为一旦出了事，责任难辨。对口服处方药，病人的选择权似乎大一些，但服用后一旦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后续治疗时，由于对来自医院外的药难以把握，医生也都很难负责。而且不用病人自带药品是医院的一项常规，很难轻易破掉。

　　“其实，所买药物只要有合法的收据，医院就没有理由拒绝。因而，目前医院的这一规定也可称得上是‘霸王条款’。医院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对病人负责，实际上并不排除保护医院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怕惹医疗官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万一有人‘碰瓷’怎么办？”对此，这位医生解释认为，这是医药剥离之初，医院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处方流不出医院这一情形，记者从药店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记者访问京城某中等规模连锁药店的张经理。问：“处方药在药店卖得好吗？”“不好。”“为什么？”“处方流不出来。”他回答得直截了当。张经理说，自从政府出台了凭处方购买处方药的规定后，处方药的销售额每月减少3－4万。虽然在他的药店周边有几家大医院，但处方药销售额在每月80多万元的销售总额中也只有2－3万元。药店主要还是以销售非处方药以及双规制药物（购买时可凭处方，也可不用处方）如降压药、降脂药等为主。他说，如今许多药店之所以设坐诊医生，为的正是多争取一些病人，以促进药品的销量。记者问到张经理对药店未来销售处方药的前景时，他认为目前药店在这一块的销售很被动，市场总体在萎缩。“目前来药店购药的多是那些不受药品出处限制的非医保人员。以后，只有等到患者真正有了选择权的情况下，情形才会好起来。”至于对文章开头提到药店也没有那些便宜的降价药这一情况，张经理认为，原因比较复杂，有药品生产本身的因素，也有药店长期形成的经营品种特点等因素。

　　药价形式分三种“指导价格”惹错觉

　　药品降价不能顾一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曾指出，我国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形式。其中，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的药品如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计划生育和计划免疫药品等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其它大部分药品则由企业自主确定价格。那么，如果稍加留意就会知道，政府数次对药品降价，所降的是“最高零售价”，它是“政府指导价”。而许多药店在实际操作中，出于竞争、让利等种种原因，其零售价格有很多已低于甚至大大低于这个指导价格。有的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下调后甚至仍然高于其实际售价。药店张经理举了个例子：双黄连口服液的最高指导零售价降为16.5元，可是此药在他的药店曾卖12元、10元，目前的价格为13元，仍低于这个指导价。在这种情况下，降低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而对医院来说，也并不是绝对地不卖降价药，药品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并非一点没有。一位医院的药房主任解释，对某个药品国家实行的是分次降价。比如某种药过去为100元，第一次降到80元，第二次又降到70元，现在是50元。由于降价是分次进行，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位哮喘病患者一到冬天就需吃一种抗生素。由于是自费用药，这位患者比较了多家医院后，选择他所任职的医院。几年下来，患者单从这种抗生素上就省下了1000多元。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曾指出，为了平衡药品生产经营者、医疗机构和广大患者各方利益，降价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慢性病患者、急症患者等不同人群对药品降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百姓没有受惠之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从去年7月1日起，药品生产企业要通过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即GMP标准。这必然增加药品生产成本。结果是更多的药品不但不能降价，反而加价了。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曾指出，目前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约为1500种，从销售额看，仅占市场份额的40％左右。近年来，部分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价格不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降低药品价格的效果。

　　后记

　　分析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收尾了。但问题并不因此而完结。因为，作为媒体，所尽到的义务和责任仅仅是将零乱的现象加以整理后展现给读者，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归纳后明确地提出。一位受访者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医院不用降价药是因为有药品选择余地大、替代性强这个大前提，那么，名目繁多的同类药品在审批时为何还会全都通过呢？药品的利润空间那么大，物价部门为何不加以干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问题也许都有待商榷。单就药品零售业发展与现行医疗体制间所形成的对峙局面，则正如本报曾在“透视看病贵”系列报道中曾做的分析：解决百姓看病贵，医和药必须一起改革，只改一头是没用的。而现行的医疗体制运行已几十年，改革也非一朝一夕的事。

　　问题是严重的，解决是艰难的。但，改革是必然的。（记者 杨锐）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