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
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此为李政道先生为本报编辑刘海军所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所写的序言。标题为本版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