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高管挪用公款MBO，蒙牛外资股东套现等事件串在一起被演绎成一场乳业并购故事。资料图片

　　关于“走在一起”这句话不是在上市之后说的

　　新京报：最近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专访。里面把郑俊怀急于MBO的原因归结为蒙牛挟外资逼迫。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牛根生曾说：“伊利与蒙牛迟早要走到一起。”这算不算蒙牛收购伊利的信号？

　　孙先红：这是一个假论据，完全是“移花接木”。蒙牛上市是2004年6月的事，而牛总说“伊利与蒙牛迟早会走到一起”是2000年的事。我不知道接受专访的这位财经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不经意”地犯了一次糊涂，还是聪明人在放“烟幕弹”。

　　大家可以翻一下2000年第10期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其中有一组名为《同城恩怨》的文章，该文章写伊利与蒙牛是“裂变之怨”，文章写道：“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与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但牛根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

　　牛总之所以如此说，是基于他的信念：竞争的最高阶段是合作，合作双赢。有几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这种思想：一是他在企业里坚定不移地倡导大家在提到伊利、光明等兄弟企业时，要称“竞争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二是他提出伊利和蒙牛除了自有品牌，还有一个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三是他屡次强调“蒙牛伊利，本是兄弟”，“草原品牌是一块，蒙牛伊利各一半”。

　　在他的住宅里，摆着一套茶具，是伊利股份制创立十周年时的纪念品。当时没请他，但他自己去了。伊利的人很意外。牛总为什么不请自去？他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差。”

　　所以，牛总要表达的意思是，纷争是暂时的，两个企业迟早还会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纷争到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像我们两家这几年合力打造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局部领域走到一起的表现。

　　关于摩根士丹利套现逐渐退出表明已到“离婚期”

　　新京报：王吉舟提出的第二个证据称，收购伊利只需6亿资金，而恰恰是在伊利出事后仅3天，也就是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就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孙先红：摩根士丹利何时套现，套现多少，早就约定在先，2004年6月在上市相关文件中已有明文规定，并公示过，这是受到香港联交所监控的。摩根士丹利这样的策略股东，与一般的股东不同，其投资特点就是“进进出出”，用我们牛总的话说，“摩根士丹利与我们结婚，是要离婚的”。现在，它逐渐退出，表明已经到了“离婚期”，是符合其一贯策略的。既然退出是摩根的既定策略，那么，协议生效时，按部就班地套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这个日子不是巧合，莫非摩根和蒙牛竟然有这样的神机妙算，早是半年前，便料定郑总会在12月20日前后被捕？

　　再说，即使王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也是摩根收购伊利，而不是蒙牛收购伊利。摩根要是想收购伊利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机构难道兜里没钱，还得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等米下锅”吗？

　　王先生号称财经专家，财经常识自然不会不知道。

　　他这样“内行人说外行话”，生搬硬拉，混淆视听，让我们的确有点儿怀疑王先生的动机。我们从网上查知，并据知情人透露，作为服务过长三角地区某乳业巨头的王吉舟先生，是个投资顾问，长期在内地工作，只是挂名香港某基金。

　　关于外资傀儡

　　蒙牛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

　　新京报：专访中说，摩根等外资股东持有蒙牛相当数量的股份，所以，蒙牛已经是外资股东的傀儡。

　　孙先红：首先澄清一点，蒙牛的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王先生搞错了。

　　但即使是站在中方股东不控股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王先生的逻辑也极其荒谬。

　　这位所谓的财经专家似乎忘了：蒙牛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众公司———外资不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那还能叫“海外上市”吗？我国大部分境外上市绩优企业均有外资持股情况，而且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难道这些企业也是“外资的傀儡”？在王先生眼里，不控股就等于傀儡，于是，他的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观念误区：所有在独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外资的傀儡；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资本（无论内资，还是外资）的傀儡。用陈腐的政治观念，对一个普遍的现代资本结构进行如此片面的解读，有失一个专业投资顾问的水准。

　　何况，摩根100年来在全球投资的国家、行业、企业不计其数，在我国投资的企业也不只是蒙牛一家，也不只是乳品一个行业，对平安保险、南浮电池等已于蒙牛之前做过投资，为什么只对从事乳品行业的蒙牛感兴趣呢？

　　具体到蒙牛来说，摩根等金融投资者，投资就是为了退出，而不是为了控制企业。蒙牛上市后，外资股东已出售了部分股份，目前的比例已降到了金牛、银牛之下，即便按王先生的标准来衡量，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傀儡问题。

　　利用外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之一。蒙牛在海外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国际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养牛致富），办中国市民的事（喝奶健身）”。6年来，蒙牛融来的20多亿外资，为内蒙古增加了80多万头奶牛，给农业链条上创造了16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运输环节、销售环节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现在蒙牛已经是全国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但是，依王先生的眼光看来，牛根生只有把利润揣进个人腰包才算成功，否则，即便让百万奶农发上洋财、让亿万消费者喝上好奶，那也是“忙来忙去，都是给人家做了嫁衣裳，根本不关中国人什么事”。

　　我实在佩服王吉舟先生，他有勇气向全世界宣布，一个企业让中国百万奶农脱贫致富“不关中国人什么事”，让亿万消费者强身健体也“不关中国人什么事”，惟独企业家个人产权是否一股独大才特别关乎到“中国人的事”！

　　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是全世界的经济潮流。“用全球的资源，做全球的市场”，这将是一个国际化企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引进大量外资，也不是要与国内同行比个高低，而是为了推进牧场国际化、工厂现代化，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技术，提高民族乳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

　　新京报：现在我们再来看文章提出的第三个论据：“年销售额只有40亿元的蒙牛，靠什么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呢？收购其他强大的竞争对手，直接整合别人的销售额，看来才是惟一的制胜之道。”

　　孙先红：这位财经专家说他长期关注蒙牛，为什么对蒙牛2004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4.73亿元的最新数据却视而不见，偏要用2003年40亿的数据？2006年离现在还有两年，中国乳业的平均速度达30%，这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增长空间。但这篇专访却将“收购”说成“惟一的制胜之道”，这样有意回避客观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专家动机何在。

　　关于郑俊怀挪用公款MBO

　　只有挪用公开才能进行自救结论荒谬

　　新京报：这篇专访讨论的核心问题被解读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文章认为，是蒙牛挟外资逼迫，让郑俊怀孤注一掷，冒险MBO.你对此有何评论？

　　孙先红：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且有挑拨内蒙古两大乳业之嫌。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贯头脑清醒。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挑拨几句，然后就对打起来。伊利郑总出事的时候，我就告诉打来电话的新京报，伊利是个好企业，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不等于企业有问题。

　　竞争到处存在，把企业领导挪用公款的原因归结为两家乳业的竞争，实在是闻所未闻。国内乳业中，蒙牛、光明、三鹿、完达山、三元、新希望等哪一家不曾受到竞争威胁，他们也只有挪用公款才能进行所谓“自救”吗？中国各行业各产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也要这样干吗？细读王吉舟先生的言论，感觉王先生的逻辑很奇怪，例如这一段就说不通，我给你念一下，他说：“目前，真正控制伊利股份的，只有金信信托一家，而金信信托去年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买下伊利的全部国有股份，或许，这正是郑俊怀借金信信托之手实现MBO的招数，然而，郑俊怀这一招虽然使外界势力的敌意收购成为不可能，却涉嫌挪用公款，导致他锒铛入狱。”王吉舟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在说，股份由呼和浩特市政府掌控是不可靠的，必须由郑总个人掌控才算安全……按王先生的逻辑继续往下推演，有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是不是企业家的个人尊严比国家利益的尊严还要大！

　　再说，如果外资想收购伊利，直接收购即可，难道非得通过蒙牛来“曲线”运作吗？

　　我还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从目前发布的新闻来看，老郑挪用两笔公款的时间在2000年至2001年之间，那时候，外资还没有进入蒙牛，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预测（外资第一次进入蒙牛是在2002年11月）———既然那时连外资都没有，自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蒙牛挟外资逼迫”郑总的问题。王先生见木不见林，演绎这样荒唐的逻辑，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本报记者乔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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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MBO只为迎战蒙牛？

　　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在接受中国工商日报记者采访语录整理如下。

　　蒙牛面临外资收权压力

　　蒙牛上市后披露，外资系又和蒙牛中方管理层签署了另一次更苛刻的豪赌协议。协议大意是，如果蒙牛的效益达不到外资系期望的增长率，那么，外资系就没收蒙牛管理层—金牛公司—7830万股给外资系，惩罚蒙牛管理团队，什么样的期望增长率呢？未来3年的年盈利复合增长达到50%，也就是说蒙牛在2006年的税后利润要达到5.5亿元以上，如果税后利润率保持4.5%，2006年销售额需要在120亿元以上。

　　摩根士丹利套现金额与“收购数字”吻合

　　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几乎是在蒙牛乳业第一批可转债（30%）刚刚生效的同时，就立即转换成股份，抛出1.1亿股蒙牛股份，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显然我们十分惊讶，摩根士丹利获得这笔现金的数量与时间怎么会和上面计算的收购伊利的数字和郑俊怀锒铛入狱的时间这么巧合。

　　郑俊怀挪用公款出于无奈？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郑俊怀，也同样在这场游戏中处于被动搏命的地位。如果他继续保持一个国有企业家的高风亮节，不去考虑利用公款MBO，那么，蒙牛收购伊利的成本微乎其微，只需要受让呼和浩特市地方政府持有的2800万股国家股，蒙牛就可以轻松取得控制权。而郑俊怀要自保，就必须MBO，他一直是个兢兢业业的国企干部，根本没有可能有几个亿的身家，他拿什么MBO？就只能拿公司的公款。

　　或者是坐以待毙，或者是孤注一掷，郑俊怀选择了后者。　据《中华工商时报》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