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依赖外来技术

　　最近几年，美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高层人士对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富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比重的上升，可能表明在东亚又有了一个类似于日本那样的现代重商国家。

　　丁学良说，已有的研究表明，这些担忧的根据不足。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现在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不是由中国本土公司而是由外资公司所主导。第二，中国本土工业公司在设计、最重要的部件、最重要的制造设备方面深深依赖于美国、其它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的进口。第三，中国的这些公司到现在为止仍采取很少的措施来吸收它们从国外买进来的那些比较高等的科技，并且缺少有效的途径将那些买进来的技术吸收并传播到中国的本土公司。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本土公司在可以展望的近期内，很难变成对西方国家及企业在技术上的挑战对手。

　　从这个角度说，丁学良认为，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亚洲四小龙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所展示出来的发展模式。中国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先进工业强国。

　　丁学良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表现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特别是中国企业的研究投入很低，出现了技术上“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局面。

　　“2003年，全国重点企业的研究和开发经费只占这些企业当年销售收入的1%，远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规定的3%至5%的水平，离经合组织国家7%的水平差距更大。中国的500强企业这么多年来不少是引进技术为主，一些企业在技术引进费用和研发费用的投入比在最高峰时超过了12∶1，即花12元引进花1元钱消化。在IT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即使有一两家中国的本土企业开发出很好的技术，中国本国的其它相关企业也很少向这些企业买它们的技术，这导致中国自己开发出的很好的技术在本国同行中得不到推广和运用。

　　即使在购买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丁学良说，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也完全不一样。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通常是花40%-50%的钱买先进国家的软技术，而中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用来购买软技术方面的资金通常不超过10%，90%的钱通常是购买硬件设备。

　　分配资源的低效与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

　　丁学良认为，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GDP以年均8.6%的速度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表明，1993-2003年，中国大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4%，而同一期间，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84.7%.

　　“这是一个悖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分配资源的低效，这种低效主要表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方面。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间坏账率最高的国家。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所以你在全世界的书架里看有关中国的书籍，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预测和预言。

　　丁学良认为，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还体现在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方面。1990-2004年，中国大陆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每天消费的石油数额与现在美国所消费的数额大致相当。而目前已经查明的中国本土石油储藏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量大概还能用14年。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连在一起的。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加拿大的3倍。

　　丁学良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薄弱环节在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果不出现大的冲突，这些薄弱环节可以在一个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得到逐步地解决。但令人担忧的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类似的薄弱环节曾被一些国家的竞争对手充分地利用过。

　　“在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以前，西方主流社会普遍认为，苏联的综合国力和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70%，但里根的智囊们认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实际上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因为它没有效。譬如，它每单元生产价格是西方的3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其中对重要原材料的消耗量是北欧的5倍。除此之外，苏联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设备和技术主要依靠从西方国家的进口。

　　“里根的智囊们由此断定，苏联这样低效的经济要支撑这么庞大的军事上的扩张政策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此，里根们制定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竞争来赢得冷战的总体战略。譬如，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看到苏联的外汇收入严重依赖于石油出口，为了使苏联挣得外汇的能力缩减，美国有意和沙特阿拉伯政府达成协议，让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的出口，从而使全球石油价格下降，这就造成苏联的外汇收入每年损失150亿美元。

　　丁学良认为，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比当年苏联的要好很多，但在有些方面还有与其十分类似的地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华民族离复兴的目标有多远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国内有多种评价。丁学良认为，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要更为准确。

　　直到1870年代为止，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如果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19.7%，而当时的美国只占9%.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今天中国经济的复兴定义为再崛起而不是崛起要更为准确。

　　丁学良认为，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因为中国在过去最强盛的时代不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最多的产品，而是同时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力量要素。这个软力量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技术、文化、艺术和语言。

　　“譬如说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顶峰时期的两、三个时代之一。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看来，唐代中国所建立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等等，不仅成为唐代的标记，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影响了直到20世纪的中国文明，并且还影响了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像日本、朝鲜和越南，为它们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国的稳定的独立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在那时已经形成。

　　所以，丁学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这个整体文明的高度必须体现在软的力量方面，必须在制度、文化和艺术方面为周围的国家和全世界提供样板。

　　“人们在讨论现代性时通常是指19世纪以后，但中国在唐代时就具有了很多早期的现代性。这些早期的现代性包括即民族的融合、混血儿能够成为中国的皇帝和皇后、少数民族乃至第一代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能够成为中国的重臣和大将，也包括当时中国全面的对外开放，吸纳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当时的多元文化政策等等。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