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头地的潮汕人许钟民

　　在中国商界，有一群人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潮汕人。不论走到哪里，潮汕人都是独特的，独特到让你一眼就能认 出来。潮汕人除了善于经商，还有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有着浓重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从许钟民的外表、言谈和办事方式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

　　为了改变命运

　　许钟民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一个叫成田的小镇。他并不住在镇上，家是在一个叫大寮的村庄。他生长在一个七口之家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家很穷，他的生活从小就跟“贫困”二字连在一起。

　　许钟民至今还记得，自己念小学时每年的学费虽然只有一块八毛钱，可这却是一笔家里难以承受的费用。“从开学第一天起，我的名字就被写在黑板的右上角——‘许钟民， 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

　　迫于生计，许钟民不得不早早辍学，从十三四岁起就四处跑，做点小生意。这境遇，让他从小有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那时候，潮阳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而对我来说，这两条都行不通——家里没钱，根本念不了书；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法当兵。”

　　15岁那年，许钟民离开家乡，到韶关的一个煤矿去当矿工。这段矿工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直到现在，每当听到小煤窑出事的消息，我都会心头一冷，仿佛能听到矿井坍塌的声音。”

　　直到几年前，许钟民的老家还是一如往昔。有一天，他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广东全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庄已经通了公路。看完后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说：“儿子啊，这剩下的百分之一，就是咱们村庄啊！”

　　改变亲人的命运，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成了许钟民的愿望。

　　敢于辞职的民工

　　1982年，许钟民去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成为了那里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那年，他还未满17岁。在深圳工作几个月后，他通过努力，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为了建筑公司厨房里的一名伙夫。

　　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深圳的中学补习文化，回到工地已是深夜。而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他就得起来，先劈两个多小时的柴，然后烧开水、做早餐，接着又要去买菜做午餐，只有中午才能抽空儿补一会儿觉。

　　他的愿望，是学到文化课后要离开厨房，成为工地上的一名管理人员。

　　一年之后，勤奋的许钟民终于受到公司重视，领导决定把他的农村户口转为深圳户口。而此时，他却递上了一份辞呈，这使许多人无法理解。原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深圳市要取消统购统销。这意味着，深圳人要吃高价大米了！他想，把特区外的大米运进来，不就能挣钱吗？

　　“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金钱的渴望，让我选择了做生意。我当时跟领导说，转户口对我是好事情，但那只成全我一个人，而还不足以帮助我全家人。”

　　“出人头地”的路

　　那天，许钟民扛出自己用木板钉成的柜子，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推着车离开了他曾经寄予莫大希望的建筑工地。然后，他怀揣着自己积攒的几百元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我听说江西产大米，就去了南昌。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以为到了南昌就有堆积如山的大米。可到了那儿才知道，那里是省会，而在高安和上饶才有大米。我就又坐汽车赶往那里。”

　　到了地方，许钟民对当地人说：“我要见粮食局局长。”

　　局长居然来了，对他这个“有来头的深圳人”说：“你有钱吗？”

　　“没有。”

　　“没钱怎么做生意？”

　　“我不是来做生意，是来给你们服务的，我拿点劳务费就行了。深圳缺大米，而你们的大米放在粮仓里面都长虫了，运到深圳不就挣钱了吗？”

　　于是，许钟民获得了代销大米的机会。

　　一年之后，18岁的许钟民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和三四十个工人，他那几百元钱变成了几十万，他的业务拓展到了湖南、湖北。

　　许钟民是很聪明的人，也很坦诚，他从不忌讳提到自己曾经进行过的“投机”。不过，这次的经商经历，其实只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的辉煌。当他拿着卖大米赚到的钱，回到潮阳办服装厂后，由于缺乏经验，这“第一桶金”很快就付之东流了。许钟民又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人。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我做了一套样品簿，还带了一点样品，准备到东北推销。心想，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都被占领了，跑远一点或许还有机会。在广州上了火车，车厢里有很多汕头、潮州人，一聊，才发现每个人做的生意都一样，推销的产品也一样。”

　　于是，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他在武汉下了火车，顺便去看望一下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一眼看到了我带去的龙飘飘、邓丽君的录音带，问我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说，是在我们潮阳的峡山那儿买的。他说：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湖北省的襄樊市当时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销路却一直不畅。

　　他再次做上了“天大的买卖”。

　　1986年初，许钟民来到了北京。他是专门来卖磁带的，并且很快就为襄樊磁带厂的产品找到了销路。那几年，他靠卖盒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

　　1991年，他又对磁带的原料、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整合，同中国唱片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一个材料加工厂。

　　做“傻事”的聪明人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个演唱会，就下车买了一张票。“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后来，直到跟郭峰合作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许钟民突然对他说：“郭峰，你曾经是我最大的偶像啊。”

　　1994年京文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也正是音像行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时盗版唱片已在开始大肆吞噬正版市场。有朋友问许钟民：“为什么人家都走了你还来？”而许钟民却回答：“别人搞盗版都能挣钱，我做正版，前途岂不是更大！”

　　于是，京文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通过最直接、最实际的工作，同盗版现象斗争。后来，许钟民果然把“京文”带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原因是他成功地把“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场。

　　已过“而立之年”的许钟民，现在仍然心存很多理想。在唱片业同行人的眼里，他是个很传统的人。但其实他从骨子里就不想墨守成规，总想做一些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回到潮阳

　　许钟民的金钱意识很模糊。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只是不缺钱花；自己虽然是商人，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方面做得并不好，还经常犯些乱投资的错误。他非常爱笑，总是笑着揶揄自己是最不会理财的人，有钱时就晕，没钱了反而清醒。“我没有挣到大钱，但我每年都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心里觉得很充实。”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和学历。“我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后来才又重新开始读书，而即便读了大学，也是补习性质的。我曾经带一些朋友去过老家，去之前村里人说：‘不能过来呀，咱们这个小村子怎么能接待名人！’可是我还是带他们去了，王志文、郭峰、崔永元等人都去过。我觉得，出身高低并不重要，只要自己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行。”

　　潮汕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回家时，有的乡亲对他说：今年的收成特别好，又多收了一千斤大米；女儿已经初中毕业了，可以让她去打工了，明年家里又可以多收入几千块钱。听到这儿，许钟民就感到心里特别难受。于是，他给自己家的村庄修了公路、做了水改工程，还在村里办了音像器材制造厂和养殖基地。

　　许钟民觉得，到现在，自己总算完成了离开村庄时所怀着的那个愿望。(文/戴华 摄影/峥嵘)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