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南方周末的记者依旧走南闯北，找寻真相，记录时代。一年，是一个美丽的断点。一年结束，行者总要整理行囊，收拾装束。于是，最辛酸的，最惊心的，摊开在眼前，一发而难收……

　　□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12月18日傍晚，我在采访时被误会成“间谍”，被4位朝鲜人民军战士扣押了好几个小时。

　　这一天，我与30多名中国赌客，从吉林延边圈河口岸进入朝鲜罗先市，入住朝鲜东北海岸的“英皇娱乐酒店”。这家酒店是香港人开的大赌场，来赌博的全是中国人。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一个赌场，每年成亿计地流出境外。

　　我的任务是暗访赌场，写一篇有关中国边境赌场的报道。我想带相机进入赌场，但被保安查出，只好走出酒店，想趁光线尚可，拍几张英皇酒店的外景。

　　有4位军人经过这里，很不幸，我有一张照片拍到了他们远远的背影。

　　“啊！”地一声大叫，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4位战士对我怒目而向。他们冲了过来，领头一人劈手将我相机夺去，一边厉声呵斥，一边做手势令我将照片回放给他看。他们大叫着，但我一句都听不懂。

　　很快，他们分作两组，两个战士拿着我的相机，押着我，向英皇酒店的右侧走去。现在是朝鲜时间下午5点，天渐渐黑了，我的心也渐渐沉了下来，他们要将我带到哪里？

　　走着走着，后面的战士用中国话大叫一声：“站住！”

　　这是事发后我听到的第一句中国话，我一震，站住。他对我满不在乎地一扬下巴，示意继续走。

　　我明白了，原来他只想练习一下他的中文。可能他只会这一句。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军营外，拿相机者进门汇报，另一个在门外盯着我。

　　大约20分钟后，他抵不住寒风，走进军营，留下军营门口持枪的哨兵看住我。

　　天完全黑了，北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吹在身上，寒冷、饥饿和胃痛，一起袭击我。但恐惧才是最要命的——他们将如何处理我？我的报社和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赌场里的中国人，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他们如果任意处置我，谁能来救我？

　　朝鲜不允许外国人带手机进关，因此，我的手机寄存在吉林延边，我用什么办法通知报社和家人？

　　大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冻得不停走着圈子取暖，稍微走远一点，就被持枪岗哨阻挡。突然，军营里响起了雄壮的歌声，是合唱，句子短促有力，不知唱的是什么。几分钟后，夜重归平静，只听见北风的呼啸，和几十米外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

　　我越来越恐惧。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跑！

　　但我立即否定了这一疯狂的念头。那哨兵手里拿的是枪，而不是烧火棍，击毙我可能会是他的分内之事。

　　我冷得打着哆嗦，盯着黑暗中的军营，希望他们尽快出来与我理论。但一直无人理我，只有哨兵和他的黑影子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知道惨白的月亮由天空左侧，越过头顶上的大树枝桠，慢慢移向了天空右边。一辆越野车亮着灯，“忽”地停在我的身前，下来一位中国人，是英皇的保安金先生。谢天谢地，军方通知了赌场，让他来处理此事，他是延边的朝鲜族人，会说朝鲜话。

　　金先生让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逃跑，将是多么愚蠢的事……

　　到我被扣押4个小时的时候，军营里出来一个上尉，说：“上级还没来指示，这位中国人可以先回酒店睡觉，明天再随我们去上级机关。但相机现在不能还给他。”

　　金先生说：“本来是小事一桩，你们真是多此一举。”

　　这位被此事折磨了一晚上的上尉叹口气，说：“怎么办呢？我看了照片，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有这么办了。”

　　不过，今晚我可以回到酒店睡觉，而不必在军营外冻上一夜，也是无比幸福的事。回到酒店，我先把所有的采访笔记撕碎，丢进抽水马桶，免得被别人识出记者身份。

　　第二天早上，我租了一辆车，到军营拉上一位战士，冒雪赶往10多公里外的罗津市。那位小战士怀里揣着一个方方正正的黑革小包，里面，就是我那心爱的奥林巴斯数码相机。

　　车子开到营部，那位战士走进军营，将我们留在外面。雪越下越大，天地一片白。我们旁边就是一排排低矮的民房，门窗很小。

　　翻译说：“也许他们没见过数码相机，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果再上报到师部，麻烦就大了。”

　　我说：“希望不要再报到平壤。”

　　近3个小时之后，一位戴值勤红袖箍的士兵过来，说：“我们无法处理，已将相机送到师部，你们到那里吧。”

　　师部！事情果然升级。

　　我们只好赶往师部，但师部人民军岗哨却对我说：“没有这回事！”

　　我那可怜的相机，几番倒手，从士兵，到上尉，到营部，再到师部，最后居然人间蒸发！

　　现在，别说是一部4000元的相机，就是再贵10倍，我也不敢再在军营门外耗下去。

　　12月19日下午，当我终于从圈河口岸回到中国时，长舒一口气。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