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这个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在今年成为众矢之的。有两个严重的事件使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

　　二○○四年夏天，无数人把目光投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张入学通知书竟然要用数万元人民币来换取。“北航招生丑闻”案发不久，人们又失望地发现，原来如此操 作的远不止北航一家。

　　五月份，国家审计署刮起的“审计风暴”，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四个城市的“大学城”的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随即发现两大问题：一是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二是“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九月二日，新学期开学之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这一表态再次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这番话被媒体解读为“标志中国教育改革风向转变”的一个信号。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了。在八月份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另一位副部长吴启迪就指出，教育部从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政策。而在今年初，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已强调：“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三位教育部高官对“教育产业化”的否定，让这个一度被奉为“神话”的口号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始于一九九八年。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于是有经济学者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促进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是即使节衣缩食，也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省钱。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跨越式发展。到二○○四年，中国各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四百二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的四倍，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了两千万人，毛入学率也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九。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创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的高收费已经成为贫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十一月，张保庆在西安举行的高教工作研讨会上疾呼：“高校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大学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的学校，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

　　从今年秋季起，中国开始推行新的助学贷款政策，按照“方便贷款、防范风险”的原则，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理顺国家、高校、学生和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以确保二百四十万贫困家庭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刚刚结束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周济再次强调，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切实落实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和扶持政策。

　　有学者认为，发展教育产业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化”字。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

　　要抚平教育产业化留下的伤痕，中国政府就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此，周济表示，二○○二年全国教育经费已经超过五千四百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三千四百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是一九八九年开始对此项指标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的水平。（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