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有的时候就是在外力推动下不知不觉进行的”

　　60岁国企退休 69岁重新“出山”

　　记者：您作为深圳市电子商会的会长，可以说见证了创维集团从无到有的16年发展历程，前段时间，突然听到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在“虎山行”活动中被捕的消息，当时是否非常惊讶？

　　王殿甫：是啊！我在中国电子工业系统工作40多年，可以说是看着创维出生并慢慢长大的，尤其是担任深圳电子商会的会长后，非常关注创维这个纳税大户的发展，此前创维集团的发展偶有波折，但基本上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前一段时间听说创维董事长被捕并被指控的消息，首先的感觉是十分震惊并觉得不可理解。

　　记者：现在黄宏生主动让权，各方面都在推动您走向创维的前台，带领这个营业额将近百亿的航母，能谈谈您当时您被邀请“出山”的想法吗？

　　王殿甫：12月4日晚上接到创维邀请我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电话，我一开始是没有答应的。首先我考虑自己年龄偏大，现在国有企业的高层都在60岁退了，而我今年已经69岁了；其次我也考虑目前的情况下我出面，是否能真正把握好创维的现状，带领这艘船继续向前走。当时我的老伴一听说我被邀请去创维，就告诉我，“创维要向前发展，但你绝对不能去任职，太累，不值当的”。有一些朋友反复劝我,还是坚持希望我去。我知道创维当时已经考虑了一些人选，但还是认为我比较合适。而我出于对中国电子工业，尤其是民族电子工业品牌的感情，或许是一种电子情结，最终还是答应了。

　　记者：您上任创维首席执行官，公报上写年薪100万港币，这是否会让外界对您有所疑虑，肯定会有一部人想王殿甫是冲着钱去的。

　　王殿甫：（笑）其实连创维集团的人也很清楚，年薪100万港币不算高。另外，我还担任着深圳电子商会的会长，本身工作就非常繁忙。我会为了创维的100万港币去当这个首席执行官吗？刚刚来到创维的这几天，我每天7点钟就出家门，每天几乎工作20个小时，要接连不断地和不同的人见面，有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等，甚至要自己联系独立委员会。工作强度之大超过想象，我想，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考虑一个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

　　黄宏生让权是为了能让创维品牌不会“突然死亡”

　　记者：黄宏生虽然被取保候审，但是这个时期仍然可以任职，您和黄宏生交流过吗？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期退出董事局不可？

　　王殿甫：这个当然是交流过的。其实并没有哪一条具体的规定说黄宏生在这个时刻一定要让权,或者改组董事局。但是黄宏生考虑到，按照一般的惯例，如果香港企业的高层被质疑，那么他为了避免整个公司被更深刻的质疑，或者说在风口浪尖的时刻选择回避，离开公司的核心，让一个第三方来掌管企业，对整个企业的向前发展以及在市场上稳住阵脚是有好处的。

　　我很理解黄宏生现在的感受，创维是他一手创办的，创维对于他，就是一种父子关系，我想这个时期让权，黄宏生可说是一种牺牲，但他无疑是为了创维这个品牌不因为这个事件“突然死亡”，而是渡过难关、更好的活在市场。而我上任后，黄宏生会在公司担任非执行主席，负责一些战略发展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他理想的状态，将公司逐渐转向一种由“职业经理人”来运作的状态。对这个事情，他曾经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评论，“革命有的时候就是在外力推动下不知不觉进行的。”

　　记者：您当年去赛格公司时，该公司处在巨额亏损的状况，您到任后才逐渐扭亏。现在创维集团也处在一个危机事件中，您觉得两次危机中的上任，是否有相同之处？

　　王殿甫：这两次情况很不相同。我1993年1月上任赛格集团董事长。1992年年底结算，赛格集团亏损高达1.1亿元。当时深圳

　　市政府对其资产核查结果发现，虽然当时的赛格总资产为38亿元，但是资产负债率高达113%，是个名副其实的亏损企业。而创维的资金链是健康的，银行几乎没有负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企业。我的两次上任，公司都有危机，但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赛格，可以说是面临一个如何使企业浴火重生的问题，而对于创维面临的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监管，我只能说上任后，会继续配合香港联交所的调查,等待法律的公证来说话。

　　创维现在是非常时期

　　董事局仍需要黄宏生

　　记者：您目前仍然兼任深圳电子商会的会长，两头儿的工作是否会给您带来太大的压力，或者换一种说话，是否这种状态会使你两头儿都忙不过来？

　　王殿甫：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参加和召集了三个会议，加强了企业危机中的管理，一是参加了创维在深圳举行的经销商誓师大会，感觉创维外围的气氛。另外参加了创维科技创新会，主要是了解企业在产品方面的工作。我还主持召开了创维的中层干部会，让每个中层干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述职，我想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在对中层进行了解，也让他们对我有一个了解。至于创维集团的销售，还是由张学斌来全权负责。张学斌此前是创维董事局副主席，彩电事业部负责人。

　　至于我目前仍然兼任深圳电子商会会长，现在我基本把商会的工作转交给深圳电子商会的秘书长来全权处理，而我自己全力在危机阶段打理创维的各种事务。我想，创维现在是非常时期，等这个非常时期渡过以后，创维的工作会进入到平稳期，那时我才会再继续兼顾深圳电子商会的工作。

　　记者：关于您的上任，我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您一直在国有企业里工作，现在要到民营企业来当首席执行官，这是否会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另外一个您在国内的上市公司工作，现在转到监管等方面和内地有很大区别的香港上市公司工作，这是否会是另一个艰难的转型？

　　王殿甫：这确实是两个最大的特点。我想很多人都会问到相同的问题。尽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区别很大，但是我感到共同点还是很多的。这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都要以核心竞争力来说话，都要面对市场说话。我在赛格的经历其实就是将一个高负债企业的资产盘活的过程。使其能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至于上市公司，在监管环境方面香港可能要更严格一些，很多规定不相同，比如汇票，国内上市公司把汇票算做净资产，而香港的上市公司将其算做是未到账的资金，算成是负债。我现在是一个学生的姿态，来面对我不懂的一些问题的。现在和会计师见面,我都以谦虚的态度来面对。

　　记者：创维现在还未复牌，现在在为复牌作哪些准备？

　　王殿甫：股票的涨跌与经营无关，投资者有权利为自己的股票投入或卖出自由地选择，因此我们很难为股票的涨跌作什么准备。

　　记者：黄宏生现在的年薪是850万港币，新的董事局是否会继续给他发放年薪？非执行主席黄宏生在创维是否还会参与决策？

　　王殿甫：独立委员会会成立一个薪酬委员会，由薪酬委员会确定如何给黄宏生发薪。创维与国内、国际供应商的联系方面，很多与黄宏生先生有关，新董事局还将在一段时期内接洽这种关系，另外一些历史延续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需要黄宏生先生来帮助董事局。（范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