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重新站在东京的街头,灯火不再炫目,高楼也不再逼人,因为我的城市也是一样的灯火,一样的高楼。5年前,第一次跨出国门,就来到了日本。与日本青年打牌,在日本人家里住宿,记忆里充满温情的画面。这一次来,却是带着沉重的话题,与日本学者和记者研讨中日关系及媒体的作用。
两天的
会议,有交锋,也有共识。会议吸引了很多人。从大家关切的眼神可以看出,中日关系是个难题。
会议中途,我溜了出去,去看靖国神社。在发言中,我提到,小泉首相必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现在我要看看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到靖国神社的门口,高大的鸟居门旁,一块石碑上四个大字“靖国神社”赫然映入眼帘。神社犹如公园,虽是深秋,道路两边的树木仍郁郁葱葱,一些石碑散立在林间,刻着诸如“田中支队忠魂碑”的字样。沿着道路前行,路过挎刀昂首的神社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雕像和一重再一重的鸟居门,即可看见拜殿。拜殿前低垂着巨幅的白色布幔,上饰四枚皇室菊花徽记,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的干系由此可见。殿前,三两个人正双手合十,低头参拜。行至此处,游人止步。
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天,神社里的游人不多也不少,平和宁静,与别的公园似无二致。但你若是中国人,细细看那一树一木,终究意难平:许多好端端的樱树被钉上白牌或捆上白纸,上书“铁兵之樱”、“肝樱”等字样,落款是“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连队战友会”、“南支派遣军肝兵团独立步兵第二百二十大队”等,原来这些都是战争遗族“慰灵”的“献木”!再看一对建于1935年的石塔,塔身共有16块浮雕,描绘日本侵华的“丰功伟绩”,如侵占台湾、占领东北等,其中一幅绘有日本兵打开天津城门,日本军官持刀趾高气扬鱼贯而入的情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赤裸裸“追慕景仰”侵略行为的浮雕居然还能伫立于光天化日之下!
进入拜殿旁的“游就馆”,你就会真正怒火中烧:这个战争博物馆不仅展示了日军的各种杀人工具,还用最冷血、最无耻的方式讲述它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将甲级战犯(例如东条英机)的照片高悬于墙上,让人顶礼膜拜。一进二楼展厅,即可看见“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八个大字,周围是一圈军人的照片。这八个字出自中国典籍《荀子·劝学》,意思是君子要选择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居住,要选择可以使自己进步的人交往,但“游就馆”里张扬的“士”与中华文明推崇的“士”哪里有一点点相同!这就是中日文化比较的诡异之处,明明是相同的字符,相同的渊源,却承载了如此不同的涵义!在中日交往中,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若因此以为我们是相同的,将是巨大的错误。
11个展室,我一间一间走过,看见一场又一场发生在别国土地上的“靖国”战争,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解释为什么要“进入”亚洲各国时,解说词列举了日本是如何的资源短缺,比如当时日本的石油、铁、铜等只够维持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么“无辜”的理由呵!不同时期的亚洲地图上,勾勒出日本帝国的荣光,而我眼中只见亚洲人民的血光。在最后一间展室的几大本留言簿上,我看见一个法国人写道:“是否要在柏林建一个纳粹博物馆呢?别忘了你们杀了那么多人!”一个美国人写道:“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为战争找到正当的理由。”但一个日本人写道:“我为日本而骄傲!”
这就是靖国神社,没有一丝的反省,没有一丝的忏悔,只有对帝国往昔的“追慕”。这就是靖国神社,恰如本尼迪克特笔下的《菊与刀》,一面呈现着日本风物的静寂之美,一面供奉着铁血武士的夺命利器。
走出靖国神社,置身繁华的东京街头,我有些迷惑:这里是21世纪的日本,一切看来那么先进、文明、有序;而那个神社里,也是21世纪的日本,一切却散发出刺鼻的霉味。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日本?
晚上,我见到了朋子,她是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同学一年的好朋友。在牛津时,我俩是班上仅有的两个非英语国家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两年,能在东京相见,我们都很高兴。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我没有问她,因为我了解她并不赞成那些右翼分子的意见。但我不禁想起在牛津的一个学院内,墙上刻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兵戎相见、战死沙场,而学院只想提醒后来者,他们曾经是坐在一个课堂上的同学。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我希望我和朋子永远不要面对类似的痛苦。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我住在一个海边旅馆里。晚上,听着不断袭来的涛声,我也思潮起伏。1397年前,日本遣隋史携带国书的第一句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否”,引得隋炀帝大怒,蕞尔小国,“倭王”岂敢与我平起平坐!1200多年后,正是小小日本让大中华的子民尝到了什么是丧权辱国。今天,中日两国有史以来首次同时呈现大国崛起之势,这是对两国共同的考验。也许历史并不能告诉未来,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却是每个民族应有的智慧。 王恬
责任编辑:屠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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