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超级经济大国！”……面对从海外吹来的阵阵“暖风”，中国是熏熏然？还是惕惕然？
最近，美国的一家农业政策研究机构——“国际粮食和农业贸易政策理事会”（IPC）提出了一种在WTO中按人均GDP（并人均国民收入总值GNI）对
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的方法。
这个消息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
“发展中国家分类问题是多哈新一轮谈判中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中国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能否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在某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小于告诉记者，这一影响还可能扩散到WTO之外。
分类？还是分化？
“（在WTO框架内）分类不是完全针对中国，但中国会受很大影响。”有关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和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分类的意愿是最强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把在WTO中特殊和差别待遇落实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那些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不情愿给予他们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欧美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当要求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联合国已有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除外。表面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应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承担WTO义务，但实际上是企图把发展中国家分成三六九等，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剥夺它们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利，最大限度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的确存在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即像韩国这样富裕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导致人均收入超过9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国家在WTO享受同样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而且他们也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富兄弟”和他们一起排队，才导致发达国家在多边谈判中不愿继续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对于发展速度较慢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是和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分开排队更好一些。
其实自乌拉圭回合谈判起，发展中国家集团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
“分类只会加速分化”，专家认为这会干扰中国在WTO中的团结策略。
不恰当分类的危害
据相关政府部门人士告诉记者，此前，中国一直不太接受分类的方法。“我个人对不分类能持续多久，表示怀疑”，该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是分类在WTO内是大势所趋。
他说，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因为有一些WTO中很重要的成员正在推动。比如一些西方国家。他们不一定明确推动国家分类，但是会以“让特殊和差别待遇起到应有的作用”这类冠冕堂皇的理由资助相关的研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IPC标准的合理性对我国政府是有启发意义的。据介绍，虽然分类问题不是刚刚提出的，但是像IPC这样明确提出具体标准和方案的还非常少见。他建议，密切跟踪国际上新的分类方法，并及时了解其他发达、发展中成员对发展中国家分类的态度，及早研究应对方案。
在他看来，IPC的分类标准之所以比较合理，主要是由于并没有以“可能导致过高估计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计算和划分。在IPC的报告中，按照通常计算方法的人均GNI，中国被IPC划入49个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GNI在901到3035美元之间）。
“但问题在于，IPC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最终的方案不一定会按照这个划分标准走。”这位专家说，由于WTO谈判一般是先达成政治共识，然后进入技术操作阶段，而进入后一阶段后，由于技巧性很强，“对于最终通过按照什么分类我们无法预测、预期”。
小于说，最担心的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在后面的具体讨论中，会以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计算人均GDP。他说，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已达4580美元。如采用这种方法，对我则非常不利。
另外他认为，如果以贸易量、按部门领域等其他标准分类，更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单拿出像纺织品贸易这样的领域，将给中国获取特殊和差别待遇造成很困难的局面。
与其等着别人来拿主意，中国何不提出自己的方案呢？在记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的一着先手。但让政府部门有关人士感到有些顾虑的是，分类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如果你跳出来，别人反而感觉这是针对你的”。专家建议，一切应该在未雨绸缪中进行。
不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WTO中，现在只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模糊的提法，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定并不是由WTO进行，而是根据进入WTO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谈判决定。WTO即使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如果进行双边谈判时谈判国不认可也没有用。
他说，中国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应该积极参与规则制定，把中国的权益带进规则。另外中国关键还是要实现自己的发展，自己的企业和经济实力强的话才有发言权，WTO规定什么都没有关系。
影响可能外溢
还有一点令人感到担心的是，无论最终以什么标准来重新划分，这一标准是有扩散效应的。
相关政府部门人士指出，首先，IPC或者类似IPC的分类标准如果通过，不会仅限于农业领域。如果被广泛认为合理，就有可能扩散到WTO的其它领域。
另外，它还可能在国际组织之间被相互借鉴。据介绍，比如WTO中最不发达国家（LDCs）这个概念就是从联合国借鉴而来的。
如果以某种标准划分导致中国被过高估计，并且上升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共识，显然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发展水平定位成一种国际共识，甚至是以协议的方式规定下来。”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链接一：“分类预案”一览
2004年8月1日凌晨，ＷＴＯ农业谈判各方最终达成了“农业谈判模式框架”。IPC将此作为改变“特殊和差别待遇过于宽泛”的契机，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和标准。IPC认为，他们提出的分类方法可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更加准确、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
IPC具体建议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最不发达国家，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1）最不发达国家（LDCs）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0美元以下、人力资源匮乏、经济脆弱；（2）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1和3035美元之间；（3）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则收入在3035美元和9385美元之间。每一组的国家应该根据各自能力在农业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上承担相应的承诺。
比如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IPC认为，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除了享受更长的实施期外，应与发达国家同样削减关税和承诺同样的市场准入水平；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可履行较低的承诺，并享受较长的实施期；最不发达国家则免于履行承诺。（根据IPC官方网站）
链接二：争论焦点：S&D
所谓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简称S&D），是指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优惠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待遇，并且参加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提供与它们所接受的减让完全对等的互惠。根据S&D，发展中国家也可在分阶段实施新规则方面，享受更长的时间优惠和承担规则要求的较低水平的义务。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申水、韩轩报道
中国要不要“变身”？
对于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余世行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余世行在某中央政策制定部门工作。一次到东南亚某国参加有关WTO的培训，在课堂上，一位WTO专家当着他的面告诉在座来自各国的学员，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余世行马上举手说：“我为我的国家在我离开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变感到惊喜！”在场所有人顿时哄堂大笑。
紧接着，余世行问：“您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有什么证据？”
WTO专家回答，他刚去过北京和上海等地，那里的发展水平丝毫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余世行再次回应说：“如果您这次去的是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哪中国岂不是要算最不发达国家了。”全班再次哄堂大笑。
过度评价冲击对华援助
“一个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不多，一个国家似乎很容易做到”，有人评价说，用这个来形容海外对中国的过度评价再合适不过了。
在专家看来，过度评价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华援助问题。
12月7日，在商务部召开的第五届捐助国协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说：“中国作为中低收入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他进而说：“中国是不是应该毕业了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我其实很高兴看到这种讨论的出现，因为它表明我们在发展，也表明国际社会过去25年给予我国的发展援助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不过，如果全面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需要国际多双边发展援助机构的帮助……”
尽管如此，中国接受援助已到毕业之年的言论在海外仍很“流行”。
除了被媒体热抄的日本对华援助问题之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最近也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说开发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自助、促成受援国自己做出努力的话，那么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的目标。不多的资金可以用来帮助那些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国家。
而据法新社报道，芬兰贸易和开发事务部长保拉·莱赫托迈基12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不符合继续接受优惠贷款的条件，芬兰政府可能减少向其提供贴息贷款。据法新社报道，芬兰议会的一些审计人员早些时候发表年度报告，批评政府在中国经济过去10年年均增长7％的情况下仍向其提供开发合作援助。他们还指出，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未必用在了该国最贫穷的地区。
“高估中国”的负面影响
除了受援问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对中国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还会带来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国际经济领域，可能会直接增加中国获得WTO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难度；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在联合国，可能会疏远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且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被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承担更多的义务，这对于实际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过重的负担。
精明的日本人其实早给中国算了一笔帐，一家日本媒体称发现中国去年曾报道说：“我国即将摆脱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末端。”不过，他们称发现在这次公布数字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报道称自己已经度过了发展中国家阶段，该媒体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理由：
比如担心国内反对。该报称，中国国内经济差距非常巨大。虽然富人会说：“刚1000美元吗？”但是穷人却会认为，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但是自己的生活依旧贫困。
又比如，对于中国如雪崩一样的出口攻势，欧美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个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非常大。中国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发展，将会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国内也有声音认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能够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更有发言权。但王勇认为未必如此。他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已经存在，这也是中国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原因。目前的全球经济机制还只是一个协调性而非集中决策的机制，是按照实力大小来决定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所以并不是说身份变化了，就一定能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的实力已经决定了中国发言权的大小，跟身份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张岚报道
暖风熏得中国醉
毕菘是美国某报驻北京记者站的中方雇员，这位新闻学研究生最近不得不开始着重关注经济新闻，这是因为他的老板，记者站站长告诉他，中国的经济新闻会是今后美国读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经济中国！——值得警惕的友善
从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媒体在中国报道中的政治化倾向，已经成为了中国学术界有识之士批评的主要内容。然而近一两年来，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重点，却开始逐渐向经济领域转移。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在不承认中国政治进步，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为此做出复杂的描述”。
《华盛顿邮报》前驻京首席记者穆夫森曾经将该报对中国的报道划分为广义上的政治报道、经济报道和社会文化报道。他认为《华盛顿邮报》给予来自中国的经济报道的版面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报道的重视显然超过了前些年。
事实上的确也有这样的倾向，举例来说，记者发现，同样是在1月1日到12月1日这个区间，《纽约时报》2000年对华报道总数与2004年的差距不大，但是2000年涉华经济报道数量则只有2004年的57％。
在机构设置上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开始设立专门的经济报道记者。而像《华盛顿邮报》在上海记者站的报道，更多都是集中在经济议程上。最近改版的经济类英文媒体《远东经济评论》甚至传出消息，要将编辑部设到中国北京或者是上海。
经济议程的报道，是不是意味着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真的友善起来？看上去的确有这样的“美景”。毕菘告诉记者，在报道中，西方媒体越来越重视数字上的增加，包括中国经济能力的提升，并且将其视之为中国崛起的指标。
但是学者认为，经济报道上正面报道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的确是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姿态在事实面前某种程度上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与报道的议程设置有直接的关系。多年来对中国报道中的政治话题，报道框架上已经陈旧，无法达到客观描述事实的作用；西方媒体重视中国的经济新闻，并不能完全将其概括为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还会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产生的矛盾中，并且重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采取清华大学学者李希光所形容的“正面议程的负面报道”方式。这种对于报道的新议程设置，在今天的西方媒体中并不少见。
中国已发达！——先入为主的定位
记者随便调阅了近两年的海外舆论，发现其中不乏对中国发展地位“重新定位”的言论：
——去年秋天，高盛研究所在一份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报告中指出：
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经济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在2025年以前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日、美、英、德、法、意等六国的1／2，在40年内将超过六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从结果来看，在四国当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是中国。中国在高投资率和劳动人口众多的支撑下，经济规模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在30年后中国经济将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世界日报》在年初题为《中国摆脱了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报道中指出：
在未引起人们多大关注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终于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可以说，中国已经摆脱了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美国《商业周刊》则在12月6日的“中国价格”的专题报道中说：
中国的突然崛起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只要1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将比美国的崛起更壮观。
记者发现，尽管各种对中国“高度评价”所依据的数据的可能差距很大，但结论却非常接近。对中国发展的认可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有关学者指出，作为中国人自身，更应当冷静下来，正确认识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远景，并需要警惕这种评价中的观点先行。
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看来，这些评价不排除一些人通过夸大中国的发展来达到某种目的。他认为，目前在美国国内夸大的声音就比较多，他们是在警告美国政府，不要沉湎于伊拉克战争，这会为中国扩张自己的影响创造极佳的机会。“这些人企图以夸大中国的方式来‘唤醒’布什政府”。
另外，也确实存在因为看到中国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机遇，所以对中国进行正面评价的情况。比如一些国际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为了吸引投资者到中国投资以便其从中赢利，所以会有意宣传反映中国正面的东西。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庆安报道
印度：拒绝徒有虚名的“发达”
阿贾今年虽然才26岁，可是他已经购置了一所豪宅和一辆小汽车，而阿贾的父母在他这个年龄时却是不敢有此梦想的。阿贾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买房和汽车全部是用贷款，我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我的工资收入将会逐渐增加，因此我对偿还贷款充满信心。其实像阿贾这样的年轻人在印度已不鲜见。他们有财力，向往现代生活，追求名贵品牌。当记者问阿贾如果印度成为发达国家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时，阿贾笑了：“肯定生活会更好呗。”
几年前，当印度现任总统卡拉姆还只是个科学家时，他就曾出版过一本关于2020年印度要成为发达国家的畅销书。当时，人们只是觉得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富于幻想。
不过在2002年8月15日纪念印度独立节的仪式上，时任总理瓦杰帕伊正式宣布印度的目标是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国家发展委员会还特此制定了使印度经济保持8%年增长率的第10个五年发展计划。
那么，假如现在就宣布印度已经摘帽提前成为发达国家，假如发达国家要把印度、中国等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剔除、并按照新的标准重新排队，印度会大喜过望还是拒绝接受？当我将这个问题提给一些印度专家时，他们的答案一致。
曾经担任过印度财长经济顾问，现任新德里公共政策选择中心主任的莫汉·古鲁斯瓦米说，尽管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规模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2020年左右后会发展的更好，然而惟一能够用来衡量贫穷和财富的指标仍然是人均收入。因此那种引入一种新的经济衡量制度的企图仅仅是发达国家通过强势把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其在WTO或者其他框架中的一种图谋。他表示，印度将会抵抗这种运动，印度宁愿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要一个徒有发达国家虚名的国家。
他认为，印度和中国必须要在这种问题上学会联合作战，中国有时似乎也被其经济发展良好的虚假认识所害，中国其实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情况下印度也有类似的错觉。中印两国如果能够更早地认识到这点就会更快地发展。只有当每个国家能真正地清楚自己正处于何种发展状态，它才能明白如何使本国保持发展和繁荣。印度和中国都必须不能被强国所使用的各种概念所迷惑。
印度区域贸易问题专家纳杰什·库马尔博士则强调，中印需要警惕和反抗发达国家企图把发展中国家分开的阴谋。他认为发达国家这样做将会削弱它们在WTO中的谈判地位。实际上，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 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已经损害了它们的利益。
地缘政治问题专家纳拉帕特表示，由于印度和中国包括巴西都有着成百万的穷人，因此把它们从发展中国家的名单中排除掉是非常不公平的。尽管一些国家可能希望这样做，但他认为此举不大可能成功。国际先驱导报印度特约记者唐璐报道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