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刚

　　在公众眼中，科学家是理性的化身，他们不会像艺术家的情感生活那样戏剧化。这正是82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订婚的消息“震动”人们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故事”过去多发生在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历史上北宋词人张先、作家郁达夫等艺术家、文学家身上。杨振宁一句“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 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让人们认识到，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同时也是难得的“艺术化”生存者。

　　但正像我们不能把一些艺术家的光环“放大”到他们个人的情感经历上一样，对于科学家，我们同样不能把他们的爱情光环化。在网民和舆论表现出更多的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宽容之时，一些人更是“震撼于大师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化光辉和超越世俗的勇气”，认为“这份爱是人格魅力的引力，洋溢着知性之美。”（12月17日《羊城晚报》）

　　笔者认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的光环都来自各自的专业领域，在情感操守和道德修养上，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因此同受大众常规道德原则的“制约”。一旦有了“忘年恋”这种“非常爱情”，他们当然会受到常规爱情道德的“非议”，艺术和科学的光环都不应赋予他们豁免权，更不能把对他们专业领域成就的崇拜覆盖到他们情感的“非常之举”上，把其看做所谓的“佳话”来颂扬。

　　我们要认识到，在类似“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这样的诗意爱情里，掩盖不住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年龄悬殊的“忘年恋”中，女性的青春本身在“爱情杠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杠杆另一头上的财富、权力固然让我们鄙视，但换成艺术和知识，也同样不能避免“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中所内含的把青春女性形象化、物化的意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以平常心看待“翁杨恋”，而不应随意给其戴上光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几千年来百姓爱情的追求，更是多数人所实现和拥有的爱情现实，这才是所有爱情所应该参照的标准。无论是富翁、显贵还是艺术家或科学家，都不能因为他们的例外情感，来修改、校正常规的爱情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所有的“忘年爱情”，只要不违背法律，我们都会尊重和宽容；但却不会因为主角的光环，无论来自知识还是财富，而将其拔高或升华。因为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他们可能高于普通人，但在爱情的领域，他们的实践和认识的高度可能并不一定比普通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