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二一”家庭（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父母二人、孩子一人的家庭类
型）大量存在的同时,上海、北京等地一些有较强经济能力的人,正流行以缴纳高额
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3月10日,中央
人口
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请看《外滩画报》记者贺莉丹、金雁的文章。
每当逛商场的时候,丁鹏（化名）的目光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些推着婴儿车、抱
着几个孩子的老外转。
3年前,他和妻子吴雪（化名）拥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一直渴望能再添个
孩子,“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寂寞成长。”丁鹏说。而根据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
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且在间隔4年后报请计生部门同意才能获得生育二胎的资格
,丁鹏夫妇不符合这个条件。丁鹏决定“先斩后奏”。一年半前,他如愿以偿。但他
至今还没去给超生的第二个孩子报户口。“挺后悔没在妻子怀孕前全家移民海外,这
样,第二个孩子一落地就能取得外国国籍。”9月3日再提起当年往事,丁鹏有些无奈
地说,“实在没有办法,我愿意缴纳8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换取
孩子的户口。”在丁鹏的生活圈子里,生育两个孩子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30岁的丁
鹏是一家知名ＩＴ企业的中高层职员,年收入数十万元。这个由民营企业家、私营业
主、海归派以及企业中高管理层等构成的新富阶层,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
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但从今年4月15日起,“丁鹏”
们不需要再这般为生第二个孩子大费周折了,上海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4年的规定
。
二胎梦想
让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长,是丁鹏考虑生养两个孩子的首要因素。“独生子女成长
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养育的风险也很大,如果一旦夭折,父母会痛不欲生。”丁鹏
说。
良好的经济实力为他的决定增添了理由。“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
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
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丁鹏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
非常充实,而且充满乐趣。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在今年年初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
孩的兴趣最大。
同样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
查”显示,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白领,想拥有第二个孩子的人比希望只生
一个小孩的人多了34.6％。
2002年,江苏省有人大代表建议将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允许博士、硕士这类高素
质的人生二胎,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涉嫌学历歧视
,动议最终被否决。为得到梦想中的第二个孩子,新富阶层情愿为此付出“社会抚养
费”。在上海,这一笔费用是超生子女出生前一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倍,但对他们而言,这笔钱并未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而现在,他们又找到了移民这条
捷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胎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
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
上海放宽生育政策
这一局面在今年4月15日有了变化。上海市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
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四年
生育间隔的规定。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毅说,这是上海首次以地方
性法规的形式,对人口综合管理以及政府各相关部门在人口综合管理中的职责作出明
确规定。
上海将放宽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其实去年年底就已经在上海广泛传开。在南京东
路街道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综合服务站站长田如凤的印象里,从那时起,跑来咨询二胎
政策的人就猛然多了起来。上海眼下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但自1979年起,上海
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领先全国21年。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自1993年以
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0年出现负增长。这也就是说,上海正式居民的自
然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出生率。事业和生活压力,使许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上海总人口的18.
4％,专家据此预测,到2030年,上海市民中平均不到3人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所长、人口经济学博士李建民教授所说：“上海的老龄化比其他城市更为突出,这
构成了放宽生育政策的重要前提。”夏毅认为,这一调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老龄
化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与控制人口数量,已经同时成为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目标。“政府希望居民自主调节生育计划”,夏毅说,
在生育实体和总量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政府从单向的行政调控转变为同公众的双向
交流,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削峰填谷”作用。但上海计划生育政策的微小调整并没
有改变低生育水平这个初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认为
：“我国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给政策微调提供了保障,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一对夫妇平
均所生的孩子数量）控制在1.6到1.7之间,现在微调以后,这个增幅顶多为0.07,不会
有很大改变。”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举例说,上海户籍每年的新
生儿数量为8－9万,但每年要引进人才约40万,即便独生子女生育二胎取消4年间隔的
政策真正落实了,到2009年新生儿数量也不过是17万。链接：
“奖励少生”的云南计生新政
8月16日上午10时,云南省会泽县金钟镇龙潭9组一个农家小院里,3岁的施江智正
拿着个小勺喝稀饭,怡然自乐。
“我家是龙潭社区第一个办独生子女证明的。”施江智31岁的母亲王玉花说着
拿出了3个大红本子。红本子上写着：《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父母各一份）,《
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少生优待证》。
“村上大部分都生两个,我们只生一个,开始也有压力。但只有一个娃娃,我俩的
精力都能用来培养他,经济上也有保障。”王玉花对自己的选择颇为满意。
王玉花没想到,她居然会因为这一选择而在去年9月得到政府1000元的生育奖励
。更令她惊喜的是,在年满60周岁后,她和丈夫施德荣,每人每年还将得到600元的生
活补助,“就像城镇退休干部一样”。
去年8月1日,会泽县成为云南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41个
试点县之一。之后的10个月里,41个试点县共54185户家庭领了
《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享受了与王玉花一样的荣誉和奖励。而在过去的24年间,响应计划生育政策
、愿意只生一个孩子的农家,只有23796户。
会泽试点
始于去年8月的试点,把会泽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变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政
策的示范县。
去年年初,云南省计生委首次提出了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奖优免”政策。是年7
月3日,云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奖优免补”的《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暂行规定
》。
利益导向和奖励优待,正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宣传亮点。根据有关规定,领取独生
子女证的农村夫妇可获得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农村独生子女享有考试加分和优先
升学的“特权”；与此同时,农村独生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费、杂费、文具费将
被免除,16岁前其父母和家庭所承担的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亦在免除之列。
会泽县无疑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在省奖励经费未到位的情况下,会泽县已
从财政中预拨了200万元。作为云南的第三人口大县,会泽拥有83.4万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的92.57％；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了六成。而云南许多县市,都有着相似的域情
。
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玉明说,他们希望能借此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
势头,进而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增长已给云南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从三普到五普（1982年至2001年）,云
南人口数量连连进位。云南每年出生近80万人。其中出生在农村的约73万人,占总出
生人口的91.2％；这里面,出生在国家和省重点扶持县的贫困人口又占了绝大部分,
占总出生人口的
62.17％。”
张玉明说,云南每年新增的农业人口数,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贫困县。而按照这
个速度递增下去,云南要推迟8年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今年6月1日,云南省在试点的基础上,对“奖优免补”政策作了部分调整,并开始
在境内全面推行。“具体来说,是‘奖优免’政策不变,‘补’的标准作了适当调整
。即,独生子父母年满60周岁每年发给600元养老生活补助费,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父
母年满60周岁每年发给750元养老生活补助费。”张玉明解释说。
从6月至8月仅两个月,云南又有46290户农家新办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政策保障农村养老？
对于人均年收入1471元的龙潭社区农民来说,
1000元的生育奖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这并不是决定他们生育意愿的根本原
因。
龙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明告诉记者,龙潭社区部分农田被征用后,农民开始转
移到运输、商业、服务业等多种经营上,更多的农民则走出山区,到会泽县城、昆明
,甚至北京打工。他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改变,进而影响了更多的村
里人。
另一个事实则来自于他们的经验判断。在龙潭社区,孩子越多的家庭,往往也是
相对贫困的一族。超生罚款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002年9月1日,曲靖市的“超生费
”调高为该市人均年收入的5至8倍,即8000至12800元。
但在这些独生子女父母眼里,更大的吸引力则来自步入老年后的养老问题,被纳
入了国家层面。
“对60岁以上的农业独生子女家庭实行生活补助,（这）从社会保障机制上解决
了养老送终这个后顾之忧。”张玉明如此解释这一政策的社会意义。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表示,这其实是中国逐步建立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的一个先期试点。目前,“奖优免补”政策已在全国展开,预期2005年
会遍布全国。
2002年11月底,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教授等一批人口学专家,
参与了国家计生委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问题对策的研究。在对四川、湖南、黑
龙江、甘肃四省的抽样调查后,他们认为,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传统养老方式正在
逐步弱化,国家需要对计划生育的困难户进行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然后考
虑其他家庭,最终建立一个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去年下半年,国家九部委又联合制定了对农业人口的生育补偿方案,国家财政第
一年拿出7个亿,各地再自拟政策,保证西部六省区每人每月最低50元的补助。
有学者认为,在农村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力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对于西部省份农业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生活补助,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实行“二
八”分账。复旦大学人口研
究所所长彭希哲教授认为,10至15年后,将有大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年满
60岁进入计生养老扶助体系。届时,国家财政压力将开始凸显。
“女儿也是传后人”
云南省的另一个忧虑,是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
2003年底,会泽县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为146.05：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
平均有146.05个男婴）,远远超过107：100的正常水平。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旧的传统思想影响着生育观念,一些地方生产水平低、
生产方式落后,仍处于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劳作。”邓光福认为,这是造成性别比例失
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村民们普遍不愿提及,但为确保“家庭有后”而进行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选择性别的人为终止妊娠和遗弃、溺弃女婴及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行为,在
农村依然不鲜见,并成为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奖优免补”政策中,独女户的补偿标准和养老补助标准均高过男孩,也正是出
于“关爱女孩”的考虑。在政府的宣传和推动之下,“女儿也是传后人”这一观念,
正在被农民接受,并且冲淡了他们“养儿防老”的意识。
会泽县也由此成为云南第一个
“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县。今年年初,县政府
出台规定,对只生育一个女孩就办理独生子女证的特困夫妇,在云南省奖励的基础上
再给予500元奖励。对农村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女和双女绝育户的女孩,考上重点
中学的,一次性奖励400元,考上本科院校的奖励500元。
计划生育国策
22年之变没有人愿意经常被人指着鼻子骂缺德,也没有人愿意
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
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在过去的22年
间,遍布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
现在情况好多了,你让他们生他们都不愿意。”云南会泽县乌龙村,做了14年计划生
育工作的吕琼珍说。吕琼珍见证了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从不让生到不想生的
转变。国家统计局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已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当控制生
育水平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和人口相关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国
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透露,有关方面正进行一项人口中长期发展战
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将可能因此而调整。
强制调节与超生的博弈
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国策,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
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即,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一个半（即
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三个,个别地区如西藏则不设限。但
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这在农村表现得尤
其明显。许多人对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印象深刻：一
对农村夫妇有了女儿还要再生儿子,因而离开家乡到全国各地游荡生存,以此躲避计
划生育工作人员,以至于生了一个女儿,又一个女儿。这几乎就是农村夫妇生育状况
的缩影。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
村党政第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
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许多省实行一票否决
权,不能完成计划生育的地方干部,轻则扣发奖金,重则调离或罢免。基层在实行一票
否决时的做法更是五花八门,如福建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有的乡、村干部每月工
资的一半要待全乡计划生育指标完成后才能领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解振明说。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计生干部与群众长期的矛盾和对立。但计划生育工
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因计划生育因素减少的出生人口数已达3
亿。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出现变化。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计生政策的人性化嬗变
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上,世界179个国家共同确认的《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的全面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
续发展被提上日程。从单纯的行政制约转向建立一种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
机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显然成为国家计生委努力的方向。
1997年以后,国家计生委工作中几乎所有的讲话、重要文件等,都在“计划生育
”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
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
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
套法规。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
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成为
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称,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将由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协调人口
与资源环境的大人口政策转变。
转型关口据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透露,按总和生育率2.0计算,至本世纪中叶的
204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57亿,全国总人口还将增加近3亿,在接近16亿后方能实现
零增长。“这只是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的一
个。”5月8日,张维庆在“二○○四北大论坛·哲学论坛”上表示。专家们指出,中
国的人口政策发展到今日显然已到了一个转型关口。中国用25年时间完成了在20世
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目标。但当控制生育水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与人
口相关的问题却也显露无遗。专家们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结构性矛
盾突出上面。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
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
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
将有2000—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学者李建民不无忧
虑地提醒。此前,今年5月新出版的一本叫《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
的书,也作出了类似的预测。书中甚至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并把矛头对
准了中国和印度。据书中所述,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
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而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将这
股“祸水”引向国外：或通过鼓励年轻男子向外移民；或利用他们为政府的海外军
事冒险服务。
尽管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猜测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显得荒诞不经,但他们同
时承认,根据人口学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持续偏高会给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留
下隐患,而这个普遍规律在中国同样适用。中国政府已然意识到这些挑战并开始了积
极应对。今年年初,中国在21个县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其根本目的便在于
提高女孩的地位。7月15日,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在2
010年将出生性别比降至正常水平。专家的另一个担心则来自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
显加快。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到本世纪中叶
,将占到1／4。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健康和保障问
题面临着严峻挑战。此前的3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提到“持续”发展,6次提到了“可持
续”发展。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曾说：“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
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这
当然也是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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