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对央视主持人朱军的访谈中，朱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央视在自己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他还说：“就跟你们做记者一样，如果能到新华社做事，做到新华社总社，他也就到了那儿了(到头了)，中央台也是这样。”

　　朱军这话意思很清楚：干咱们这行的，你能干到新 华社，就和我能干到央视一样，就等于干到传媒业的最高峰了能进央视干，就算“到那儿了”，这大概就是朱军判断传媒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在潜意识里也是不少人的标准：以媒体的行政规格来判断传媒人的成绩和价值。

　　但这样的标准，是新闻的职业标准呢，还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标准呢？

　　中国的新闻界出了个揭黑记者王克勤，被媒体评为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其本人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生死劫难，最惊心动魄的是曾有黑社会组织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按照新闻的职业标准而论，王克勤无疑是个成功者，但相比之下，王克勤显然没有朱军们的“影响”大，没有朱军们的薪酬高，但王克勤做的事，在传媒这个行当里，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如果把“到那儿了”拿来作为衡量所有传媒从业者的标准，是极其狭隘的。按照这个标准，王克勤永远不可能是“到那儿了”的成功者，就连中国的新闻史上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们，也不符合这个成功标准，但他们达到过的高峰，理应成为我们职业精神的典范。中国的新闻史，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以拥有这样的前行者而骄傲，至于将来是以拥有赵忠祥和朱军们而骄傲，还是以拥有王克勤而骄傲，时间会做出选择。在这之前，轻言“到那儿了”，算得上是一种价值迷失。

　　中国传媒业的职业理性和职业精神都正在生长之中，这种生长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作为一个传媒从业者，要为中国传媒业理念的成熟而尽力。在我们正在进步的时候，切勿轻言“到那儿了”。张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