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二人 争吵，甲说三七二十一，乙说三七二十二。争执不下，诉到衙门。衙门老爷听清原委，令衙役杖打主张二十一的甲。甲大呼老爷不公。老爷喝问甲：“难道你要我打那个以为三七二十二的乙不成？”甲无语，叩首叹服。

　　古时，这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今天，却变成了中国大学的现实。一大批满脑子“三七二十二”的人，凭借自己人际关系方面的功夫，已经在亲朋好友把持的刊物发表了一篇篇颠三倒四的“论文”，已经在亲朋好友把持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本东拼西凑的“专著”，已经摇身成为了“教授”、“导师”，已经让那些尚明白“三七二十一”的人抱头鼠窜，望风披靡。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在大学校园中，许多头脑尚清楚“三七二十一”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评职称，评博导，申请硕士点，申请博士点，申请重点学科，申请科研课题、申请科研经费，争取进入某某工程，闹剧一场接一场，大多是与学术关系不大的种种公关活动。有人认为，今天大学已经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因此，从今天中国大学的实际出发，与其花钱让那些可疑的行政领导去聘请那些可疑的“大师”，贻害青年，误人子弟，还不如花钱多盖一些大楼，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以书本为师，以同学为师。

　　“盖大楼”的另一个益处就是使大学生、研究生人数迅速攀升，使学士、硕士以至博士文凭迅速贬值，迅速分化。使社会不再是一般地关注你是否具有某种文凭，而是关注你具有什么真才实学？毕业于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你是谁的研究生？这种文凭的分化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窃以为，比“盖大楼”、“请大师”更重要的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大学引入“优化机制”和“责任制”。高等教育改革说了许多年，实际的改革进展很有限。多数情况下，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只要不嫖娼，再差的教授仍然可以继续当教授，再差的校长仍然可以当校长。

　　可以借鉴一下中国农村的改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改革以前是打出的粮食不够吃，改革以后是打出的粮食吃不完。出现这种变化，既不是靠“盖大楼“，也不是靠“请大师”，其中的奥秘仅仅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于使每个农民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使每个大学教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教学负责；使每个大学校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办学负责。“三七二十二”的教授要“下课”，“三七二十二”的校长要“下岗”。至于花多少钱“盖大楼”，花多少钱“请大师”，那应由承担起责任的校长审时度势地作出合理判断。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特约编辑：张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