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快接客。”听到老板娘的吆喝，我不禁抬起头，朝餐馆门口望去。
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中餐馆，老板娘是第二代华人，中文说得不咸不淡，每每想到“接客”一词的真正含义，我便忍不住要皱一下眉头。
那年月我相当落魄，交完了学费，就四处为挣生活费奔忙。白天要上课，因此
打工只能找餐馆之类的地方。去了不少餐馆应征，学会了保持永恒的微笑和极其有用的一句英文：“无论如何谢谢了。”（Thanks
anyway）去面试的第一家餐馆，经理一开始报上一串鸡尾酒的名称，看着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经理微笑着说，“请你学会了英文再来。”去的第二家餐馆，经理接过我的护照，扫了一眼，说：“我们不需要红卫兵，你要搞共产主义也应该看看地方。”我仍旧微微笑着说，“无论如何谢谢了。”第三家餐馆的经理很客气，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空缺。”“可是，我刚看了下午3点的报纸，你们有招聘广告啊。”经理耸耸肩，说：“那个空缺正好在你来之前的半个小时里被填补了。”以后去的许多家餐馆，答复大约都如此。
在找工作被拒绝后的一个个黄昏，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江边，望着江水出神。
后来找到这家中国餐馆，老板是一个已经定居新西兰20多年的广东人，他答应试用我。工作时间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每周7天，工资是150块一个礼拜。我算了一下，我大约每周工作近50个小时，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不得少于7块，也就是说，按照法律，我至少应该拿300块。不过，我和老板都很清楚，我根本没有选择。
那时候有很多日本和韩国的游客，这家中餐馆做的就是游客生意。带团的领队们都是中餐馆的上帝。餐馆相当忙，除了我之外，其它的女招待都是金发碧眼的新西兰人。在这些招待里面，一个叫Tina的女孩子特别友善，很耐心地教我怎么调鸡尾酒，还有各种餐桌服务的礼仪。Tina跟我的工作时间一样，不过她的工资是每周500块。Tina问我拿多少时，我告诉了她我的工资，她睁大眼睛望着我说，“怎么会这样，别的女孩子一开始也有300块，你们中国人不照顾自己人便罢了，怎么反而还剥削自己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明白。
上班的第三天，我端着一大堆碟子走进厨房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跌了个半身青肿。老板娘恨恨地骂了一句：“你怎么这么笨，连路都不会走？”Tina听见了，对老板娘说，“厨房入口一定要铺地毯的，这是规定，这么滑的地，不摔跤才怪，如果她摔伤了，可以去告你。”老板娘没有再说话，她的脸色只是给我看的，对别人，她客气得肉麻。
第一个礼拜干下来了，在我拿过150块钱的时候，我的手指疼得已经伸不直了。不过，一天天，几个月的，也就这样干了下来。记得学习鸡尾酒花了我好长一段时间，Bloody
Marry，Golden Dream，Fallen
Angel都还好说，最难调的好象是一个叫什么pinaclada的东西，是酒，cream和菠萝汁混和摇动过滤之后的饮料，关键的是份量，如果菠萝汁放多了，或者cream放多了都会味道大变。餐厅的服务还有许多其它的规矩，比如，酒瓶盖一定要当着客人打开，斟酒的时候瓶口不能碰着杯子，而且只能斟到酒杯的二分之一，倒出来的酒在酒杯里不能起泡……等等。我的打工经历使我在后来去餐厅用餐时变得非常挑剔。我很遗憾地发现，这里许多中餐馆的鸡尾酒，调得都不如我。终于鸡尾酒名和所有餐馆的服务已经都熟了，Tina说我跟她没有什么区别了，我应该跟老板提出加工资，我想了想，终于还是没有提。
那天当我听到老板娘的吆喝，向门口看去，果然看见一群人进了门，我迎了上去，那个韩国领队是这里的常客，叫Simon。老板娘也迎了过去，很热情而夸张地拥抱了Simon一下，说：“好几个礼拜没有见你了，我都快想得睡不着了。”Simon捏了一下老板娘的脸，嘻嘻地说：“我也想死你了啦，美人。”我将韩国团的游客们领到座位上，在准备茶的时候，Simon走过来凑在我的耳边说：“安，今天晚上下了班跟我去酒吧跳舞怎么样？”我摇摇头，“对不起，我下班之后要休息，明天还要上课。”Simon又说：“一天不上课没有关系的了，这是我的酒店地址和房间号，你来了给我一个电话。”我看住他，说：“对不起，Simon，我不会去的。”Simon笑了笑说：“啊，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你要多少钱，开个价吧，我按美金付给你。”我呆了好几秒钟，才想出来一句话：“Simon，你搞错了，我不出售。请你不要再打扰我工作了。”
那天的韩国团吃得挺满意，客人饭后在餐厅里唱起了歌，直到酒饱饭足才离去。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老板娘把我叫进办公室，“安，很抱歉，韩国领队投诉你的服务很糟糕，我不得不解雇你。你知道，Simon是给提供餐馆最大客源的领队。”我争辩着说，“我想不是我的服务，是他叫我去他的房间，我没有答应。”老板娘看着我说：“这就是你笨了，Simon有什么不好，人长得帅，又有钱，我们这里的女孩子都想泡他还泡不上，他请你去浪漫，你还有钱拿，你为什么不干？”我看着老板娘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出卖劳动力，不出卖灵魂。我走就是了。”拿起老板娘放在我面前的钱，我问：“这只是我的工资，你现在解雇我，我应该还有6%的holiday
pay，这是政府的规定。”老板娘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从我这里就只能拿这么多钱，不服气的话，你去告我啊。”她明明知道，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打官司。
我拿着钱，跑了出去。无人月夜的江边，我对着波光粼粼的江水，痛哭失声。
记得第二天，阳光还是那么明朗，微风还是那么轻柔，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为某一个人生活不下去而停留。我拿来当地的报纸，把所有的招聘启示一一写下来，然后去那些店问他们要不要雇人。后来找到一家药店，药剂师说他周末正好缺个店员，每周工作两天，每小时8块。我算了一下，除了税，这应该有100块左右，房租至少是可以付的了。那一天，我在公园的草坪上整整转了10圈。一直到我头昏脑胀。
……
在很多的时候，一个人的柔弱会被岁月渐渐打磨掉，不一定是出于自愿。 (特约编辑rea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