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2003年度央视“中国记者风云榜”人物之一、“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中国经济时报社首席记者王克勤先生，据报道最近境况凄凉：被他的报道送进牢里的人不少已经相继出狱，他不得不担心妻子儿女的安全，如果把妻子儿子拉到身边，则面临着妻子无工作、儿子在京上学
要高额借读费的困境，以及，租房大大增加开支的经济难题；而由于他做的调查性报道往往需要长期的孤军深入，长时间不发稿，只能拿1200元基本月工资无疑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连手机费也付不起；而调查经费的拮据等各种困难使他无法继续进行自己的揭黑行动，只能像困兽一样守在编辑部里，他说，“这让我有一种耻辱感”。对于别人，是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身价最高的中国记者”，却是如何才能活下去，怎样能保证家人安全的问题(2004年11月11日《法制早报》)。
王克勤十年揭黑路，留下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作品，其中许多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位时代英雄，他把成本和代价留给了自己，却把好处和收益献给了别人，献给了整个社会！这不会是王克勤的本意，也绝不该是社会的应有状态。王克勤今天的尴尬，不是他自己的尴尬，也不是他所在单位的尴尬，而是社会的尴尬。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克勤的揭黑生涯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不论是直接受益者还是潜在受益者，人们并没有义务直接给他捐助，或者直接保证他的安全。但是，其中，却有最最直接的受益者，从他的报道中获益匪浅，其中，最为直接的是全国各地的各种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和各类网站。他那些声动一时、名震一方的报道，曾经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关注，又有多少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和网站通过转载他的作品而获得巨大的效益！可是，又有多少家转载过他作品的单位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给我们的时代英雄支付过稿费？我相信，仅凭他报道的影响力，仅凭他报道被转载的频率，不说成为上百万元几十万元身家的富翁或“中产”，至少，王克勤先生也绝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寒碜的地步。
现代传媒被誉为社会的守望者，守望良知，守望法律，守望正义和真理。然而，很多时候，传媒所点亮的眼睛和光明并没有照到自己身上，正所谓“灯下黑”，大量传媒大量转载作品而不付稿费即是这种“灯下黑”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王克勤先生的尴尬，是社会(确切地说是各种传媒)无偿占有英雄无偿享用英雄的结果，他们只从英雄的身上剜肉，却没有自觉地承担起法律和道义所规定的责任，没有给英雄增添养料。这是传媒自身的罪过之一，也是社会的耻辱。
如是，让我们的王克勤李克勤这些时代英雄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就从各类传媒切实履行起自身应负的法律责任开始！这方面，除了寄望于各传媒的自我问责自我担当之外，也寄希望于有能人站出来，高举法律的武器，替王克勤先生向各类传媒索债！
传媒这样做，是应尽的法律义务，是在给时代英雄们以营养，也是在拯救传媒自己。听任时代需要的英雄走向末路，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末路。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英雄模范人物通常是由政府来实施表彰和保障措施的，其后顾之忧也通常由政府一揽子解决。这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方式。但是，时代的车轮进入市场经济、有限责任政府和法治社会，光靠政府的力量就远远不够。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政府仍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表彰先进和英雄模范，但已经不可能包揽一切。一方面，政府逐渐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一揽子解决英雄模范人物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过去那种“荫及子孙”式的解决英雄人物一切后顾之忧，包括安顿好其妻子儿女工作、上学等一切问题的做法，固然高效，但未必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也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和市场自主配置资源原则。
因此，在很多时候，一个优秀记者需要来自社会大众的直接滋养。这样的滋养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人们迫切需要真相，需要知道身边的危险，需要知道危险来自何方。而转型时期的揭黑记者亦即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专业记者，正是这样的探路者。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有人来“经营”这样的时代英雄，从而实现民众滋养英雄和英雄给民众以真相的资源互换。王克勤先生无论是揭露兰州证券黑幕、直接将168个黑恶分子送进监狱的惊心动魄之作，还是《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等，都有非凡的市场价值。其提着脑袋写下的泣血锥心之作，被各种媒体抄、载得满天飞，却没有人帮助他做成单行本，在打击盗版和无授权转载的同时，实现其应有的市场和经济价值。曾有黑社会头目扬言500万元买他的人头，王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可他能够实际实现的经济价值却近乎为零！这是多么大的悲哀。
在我眼里，《中国经济时报》是今日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报纸之一，他们的采编人员，始终在报酬比较低的情况下坚持理想，以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为己任，且于2001年12月底，王克勤被开除、被黑社会500万元收买人头的最艰难时刻，一纸调令使王克勤成了它的高级记者。
但是，一如所有的精英报纸面临的悖论和困境一样，中国经济时报也面临同样的悖论和困境：报纸的发行量、经济效益和报纸影响力不成正比，甚至成反比！这使它在培养和保护精英记者精英编辑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它也和王克勤本人一样面对悖论：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远远大于社会给他们的回报。而他们所要承担的风险，却远大于社会的一般人、一般媒体。
王克勤这样的优秀记者绝对是社会国宝级的稀有动物，由《中国经济时报》一家媒体独立承担其成本和风险，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培养类似的“珍稀动物”。
编辑 张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