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到30日，2004年度东盟领导人峰会将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此前4天，东盟10国政府高官系列会议已告启动。与此次峰会套开的，有“10＋1”和“10＋3”领导人会议。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马苏尔·阿赫马承认，中国因素是整个议程的“核心话题”。
在9月18日的中国—东盟特别高官会议上，马苏尔·阿赫马透露，此次“10＋1”会议，双方将就货物贸易、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及服务贸易问题签署3个协议，协议将在明年实施。
“万象会议，等于是自贸区火箭升空前的引擎打火。”商务部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CAFTA)2002年启动，数年来双方提出了一揽子协议，此次有望获得一个“总解决”：中方愿意就《东南亚无核区条约》和中国-东盟贸易争端签署最终议定书，作为回报，东盟正式宣布弃用中国加入WTO时的“三个条款”，确保CAFTA建设2005年全面启动。
“我从来没有看过东南亚面临这么大的转型，同时又对各种观念如此开放。”美国-东协商会会长包尔Ernest
Z.Bower说。他认为，中国正在东南亚建立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只管地区事务，不理会世界强权斗争。
以贸易达成周边和睦
“整个政策思路，均带有早期收获色彩。通过让出国内部分市场、资金，促成CAFTA的早日运行。”广西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对我国当前东盟政策这样评估。
古小松称，东盟诸国产品结构和我国南方相类，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差将超过200亿。
古认为，以贸易逆差换取周边和睦，体现了中国“周边是首要”的睦邻苦心。
然而，对双方贸易的顺逆态势，东盟方面另有判断。
“中国的出口将更多一点。”马苏尔·阿赫马推算，CAFTA将使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8%，而中国对东盟出口将增长55.1%。
至于议论纷纷的“早期收获”一说，马苏尔·阿赫马称，截至今年7月，整个计划涉及贸易额仅为11.1亿美元，其中东盟对中国出口6.8亿美元，“大家一半对一半”。
“中国要安全，双边贸易额还需大幅度提升。”在调任中国驻日大使之前，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席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汇报会，对当前双方低水平贸易状态下的犄角之争深表忧虑。
东盟10国国际贸易总量7500亿美元，去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达780亿美元，“对中国的依存程度，已明显高于对美日的依存程度。”“但这还远远不够。”
王毅认为，不论从地缘关系判断，还是从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来分析，就我国国际战略安全保障而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至少应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1／3，静态测算2500亿美元以上。
“我们可以打的国际牌已经不多。”王毅称，环顾四周，东、西、北三方都是强邻和大邻，只能实施大国外交策略；我国真正可以施加影响、发挥主动作用的地区，只有南边的东盟10国。
问题在于，美日等大国在该地区经营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日本甚至把东南亚视为“经济后院”。美日紧紧盯住这一地区，是出于从南部和东北部向整个亚洲扩张的战略考虑，目的是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
“中央为此做了艰苦努力。”王毅称，近年来我国领导人亲自出面做东盟各国的工作，在改善双方政治关系方面连续迈出几大步，由起初的全面对话上升到睦邻友好，去年又进一步上升到战略伙伴。
“但是，经济关系上不去，政治关系即使一时上去了，也很难长久。”王毅称，这正是中国力推“10＋1”的核心原因所在。
“C-P-C通道”布局
搭建CAFTA平台后，市场力量会否顺着国家意图，将中国—东盟贸易推至2500亿美元这个“既定目标”？
古小松的建议是：培育与东盟各国的互信关系，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操作中切忌带有过于明显的政治意图，“经济牌”尽可能纯，政治目的尽可能经济化处理。
古小松承认，他的思路，来源于华南经济圈(内地华南地区与港、澳、台)生成模式的启发。
华南经济圈是一种未经过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由于不存在正式的政府间协定和正式体制安排，华南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区域合作的许多难题，例如降低关税问题，贸易协调问题以及有关的贸易规则和法律制度问题，在操作上易于启动和推进。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目前的东盟政策，操作上确实带有非正式区域经济合作色彩，双边摩擦尽可能不上升到国家层面；一些举措即便是国家安排，也以市场色彩为主。
对广西学者的次区域合作观点，广东社科院副研究员姚立不否认其合理性，但强调，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更根本的推动力还是来自于国家层面，“11月底万象会议多项协议的签订，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姚立称，如果仅仅是次区域合作，缺乏来自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是不稳定的，很难在社会上下形成协同力量。对一些需要超越市场，运用理性的战略布局问题进行处理和调整，特别是当全面涉及到区域内外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投资时，这种合作方式便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于是国家推出了‘C-P-C通道’开放方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解释，中国加入WTO以后，2003年一年之间，从《关于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签署到CAFTA实质性启动，再到泛珠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PECO)的出笼，CEPA、PECO、CAFTA三大政策迅速形成一种类似通道、走廊的区域一体化态势，学界称之为“C-P-C通道”经济。
冯苏宝认为，“C-P-C通道”经济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西部开发战略和能源战略(包括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能源)的一种全新形态，给原来的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增长合作模式带来革命性变数。
冯苏宝的观点得到一个重要事态的对应。
10月6日至7日，温家宝访越并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宣布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如期完成，并对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表示满意，作为一项实质性政策推进，“两廊一圈”计划进入了“联合公报”。
该方案由越南总理潘文凯提出。所谓“两廊”，是指国内两条通往越南广宁的经济走廊。一条是广西线，其走势是南宁—凭祥—谅山—河内—海防—广宁；另一条云南线，其走势是昆明—河口—老街—河内—海防—广宁；所谓“一圈”，是指环北部湾经济圈，涵盖范围包括越南海防，海南的海口、三亚，广东湛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冯苏宝认为，整个计划，明显带有与PECO、CEPA对接的倾向。
“CEPA和CAFTA，把中国和东盟紧紧地拴在一起。”王毅说，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出于双边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促使双方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西南分院副院长周毅认为，中央通过PECO，将CEPA和CAFTA相应连接起来，目的就是要形成泛珠一体化的态势，令C-P-C通道与东盟经济发展形成“落差”，促成东盟向中国靠拢，达到国家政治取向和地方市场发展的辩证效果。
“滇桂两省区的经济弱势，正好令其放下包袱，打造一条内地、东盟和香港之间无贸易障碍的C-P-C通道。”周毅称，在这里他借用了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的观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东盟与滇桂的合作，主要是解决内陆出海通道，广西、云南出海通道之争，就是东盟方面不同利益取向在中国国内的表现，“而这也是CAFTA明年启动后第一阶段的核心话题。”
背景资料：中国-东盟贸易关系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外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30年里，在本质上非常地开放激了它的出口活力。虽然就面向出口的工业而言，中国滞后于东盟5国，但它近几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出口从1979年的137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2，662亿美元，每年增长率达16%，一下子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六
大出口国。
中国和东盟目前的贸易关系主要受到了双方经济增长和中国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影响。过去10年里，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经济关系整体上有了相当的增长，1991年贸易总额约为80亿美元，2001年则超过了400亿美元。就贸易量而言，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以2000年为例，与加坡的贸易量最高，之后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最少的是菲律宾（见图一）。就双边贸易的稳步增长来看，新加坡占中国同东盟之间的贸易的大部分。现在，东盟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元、香港、日本和欧盟，这反映了在持续增长中，东盟在中国的外贸中所占份额由1990年的
5·8%上升到了2000年的 8·3%。同时，中国在东盟的贸易所占份额也从1991年的2·3%上升到了2000年的5%，使中国成为了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
对中国和东盟贸易模式的分析表明，中国——东盟的贸易构成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原来，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是资源基础经济，即主要依靠出口国家资源和初级产品来获得经济增长。例如，在90年代初期，东盟6国向中国出口的两项主要产品就是矿物燃料和木材（见表二）这些产品总共占了东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
50%以上。到
2000年，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中国和东盟间的双向贸易从日用品转为了制造业商品。从表二可以看出，中国从东盟进口听机器设备和电力设备所占比例从12·4%增长到了48·4%。相比较而言，中国向东盟
6国出口的产品品种繁多，有农业产品、金属制品、矿物产品和其它的制造业商品。1993年，在中国向东盟6国出口的产品中，机械、电子装置、矿物、蔬菜制品、基底金属、纺织品、服装和鞋类在双边贸易中构成了5大项，这些产品至少占了中国出口东盟产品的
70%。2000年止，机械、电力装备以及纺织、服装和鞋类继续是主要的贸易产品，但其分额降到了中国向东盟6国出口的产品的62·2%。
可以看出，在这10多年里，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呈现出了一种周期性的变化，制造业产品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初级产品的比例逐渐减小。在70年代和80年代问，东盟的外贸商品实际上已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化。就制成品而言，像机器和电力设备这样的资本密集性产品在整个90年代逐渐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东盟6国降低了他们对服装、纺织这样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依赖。
与东盟国家的出口结构相比，随着这几年中国出口的巨大增长，中国的贸易结构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和迅速地改变。就其意义而言，与东盟相比中国在更短的时问内完成了出口多样化。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在1980年占整个出口的47%，到2000年就占到了90%。更重要的是，1995年，象机器设备和电力装置这样的非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开始逐步代替了纺织、服装和鞋类（TCF）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9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和出口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外资企业将中国作为一个产制成品的组装平台。
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模式看，内部产业贸易规模大的部门是机械和电力装置。近来由东盟——中国专家组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器设备和电力装置大部份是具有普遍和特殊用途的。另一方面，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机器和电力装置的实质部分是电力设备。例如，新加坡2000年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电子管、数据处理机和其它工业电力设备。同年，工业制成品占了菲律宾向中国出口总额的57%，其中大部分是半导体。交换机集成电路和其它电子配件在中国从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和电力设备中占了很高的比例。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