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8日开始，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接受专门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与劫持者进行谈判
2001年北京西客站发生了一起劫持事件。一个手持匕首的男子劫持了一位西客站商亭的售货员王菊华
从10月18日开始，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接受专门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与劫持者进行谈判。劫持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极端的犯罪行为，劫持者通常以人质的生命为要挟，索要金钱或者汽车等物品。在西方国家，劫持是一种高发率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公共安全的一种严重威胁。而近年来在我国，劫持事件也时有发生。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反劫持谈判专家。
2001年北京西客站发生了一起劫持事件。一个手持匕首的男子劫持了一位西客站商亭的售货员王菊华，这名男子名叫郑有军，河南许昌人，在与警方对峙的过程中，郑有军语无伦次，行为无常，一会儿回忆往事，一会儿要求别人念自己写的诗，一会儿又要人帮他送信。对于警方来说，这样精神失常的劫持者对人质的威胁更大，而且后果更难以预估。北京市公安局警官后来回忆说：“现在他到底要干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为了防止郑有军伤害人质，北京警方特意在现场的一个隐蔽处安排狙击手待命，准备在最危险的时候武力解决。这时，劫持者提出要见记者。当时正是凌晨，北京电视台的女记者徐涛匆匆赶到现场，这位穿红衣服的女子就是这次劫持事件中第一位和郑有军面对面接触的谈判者。据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滔回忆，她当时这样对劫持者说：“你替你劫持的这个女孩想一想，她已经结婚了，也有孩子，孩子刚刚才四岁，她要是出现意外，她们家可怎么办？……”
在与郑有军谈判的过程中，徐涛得知郑有军在北京还有一个熟人，这个熟人迅速被警方请到了现场。
尽管徐涛和这位熟人都没能让郑有军放下手中的凶器，但她们与郑有军的交谈已使得现场紧张的气氛大为缓和。连蹲守在隐蔽处的狙击手也长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放松警惕的郑有军挟持人质走出了售货柜台，并准备走到商亭外面。解救人质的机会终于来了。
从郑有军的身上，警方搜出了两把匕首，和一包自制炸药，而经历了8个小时的惊吓之后，人质王菊华最终毫发未伤。……
这起劫持事件确实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在整个过程中，像记者徐涛和郑有军的这位熟人，她们和郑有军的交谈、沟通对安全解救人质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通常我们会这样何劫持分子周旋，“我们留一个跟你谈好吗？……我举起手进来了，你不要激动，小伙子，我是跟你谈一谈，……确实是想帮你解决问题的，……可以跟你谈谈吗？”
这段对话并不是真正的劫持人质事件，而是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进行的一场反劫持谈判的模拟实战演习。从10月18日开始，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37名警察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接受专门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劫持事件中与劫持者进行谈判。学院王政委介绍，谈判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劫持者)亢奋的心理，缓解他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尽量地减少对人质的威胁，让他(劫持者)看到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求生的方向，一个新的可以解决问题的希望。给他这样一种希望当然谈还有其它的目的，比如说创造战机、配合整体的行动，在这个方面，谈判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王政委告诉我们的记者，在劫持现场，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解救人质和制服劫持者的一种武器，而谈判专家与劫持者进行的同样也是一种战斗，是一种心理战。
在劫持现场，谈判专家几乎都不能携带武器，他所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而那些敢于劫持人质的人往往穷凶极恶，他们怎么可能听谈判专家的话放下武器，放开人质呢？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高锋教授对此解释说，照目前普通刑事劫持人质(事件)来看，它是经济目的、利益目的和物质目的。
高锋教授是本期反劫持谈判研修班的主讲人之一。他告诉记者，由于劫持者在劫持人质之后往往会提出一些经济条件，事实上，这些条件正是警方制约劫持者的关键所在，这些讨价还价的条件不仅为谈判专家的介入提供了机会，也为解救人质提供了机会。这里边有一整套的内部操作的秘诀和那种在突发性事件抑制暴力拯救生命的诀窍。
这是发生在成都的一起人质劫持事件。一个死刑犯劫持了一个小女孩，这就是劫持者，他要求警方提供一辆桑塔纳轿车，并把油加满。这种情况下，成都市公安局警官是这样说的，“这样你应该答应我，我们一个换一个，就是你把我拷起来，用我把这个娃娃交换了，……”警方与劫持者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进行了6个小时，这时劫持者已经疲惫不堪，警方决定采取行动，最关键的当然还是人质的安全。最终，劫持者被一枪毙命，人质安全获救。
根据西方国家的统计，在劫持现场中有效使用谈判专家，能使案件处理的 成功率达到80%。既然谈判专家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呢？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高锋教授说：“要丑的不要帅的，要矮的不要高的，要胖的不要瘦的，外表一般，但是里面非常优美。”
按照高锋的理解，谈判专家相貌一般，能够避免劫持者在危机时刻产生自卑心理，而做出危险举动，
同时这也有助于麻痹劫持者。此外，谈判专家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广博的知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更主要的是，他们必须要有非常优秀的口才。高峰说，他的口语能力要极强能够把黑天说得满天星斗，又能把满天星斗说得万里朝霞。……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高级研修班里这些正在上课的学员来自四川、广东、吉林等10个省市，年龄在35岁到46岁之间，他们都是有着5年以上一线工作经历的刑警、防暴警或者巡警。我们赶到的时候学员们正在上一堂谈判战术讨论课，在课堂上，以一个模拟人质事件为题，高锋教授自演劫持者，学员挨个以谈判人员的身份与高锋对话，学习谈判技巧。而这种谈判技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救人质。以人质的生命为中心的拯救行动，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出现了人质死亡就标志着一次反劫持事件的彻底失败。
目前这个培训班已经结束，经过一个月的培训之后，许多学员告诉记者，这次培训大大改变了他们以往在劫持事件中的习惯性做法。一位名叫封远洋的学员告诉我们：“以前我老认为谈判就是喊话，就是站在远处拿个大喇叭跟里边人喊，但是通过学习之后，现在我可能就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近距离地跟他去谈判交谈，以心换心，换位思考。”
专家告诉记者，国外谈判专家有一个严格的选拔、使用、培养、认定的机制。尽管我们国家落后了几十年，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我们也已经开始迈出了培养谈判专家的第一步。那么培养这些谈判专家对我们每一个人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反劫持谈判被称为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谈判，因为他们所谈的是人的生命。曾经在北京发生过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劫持者是一个名叫付河的中年妇女，她手执尖刀，不停地在人质身体上方挥舞。而人质是一个年龄只有5岁的小男孩，就躺在付河的脚边。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发现，付河是一个聋哑人。面对这种情况，语言不通，这个时候就是斗智斗谋的时候，“要想办法稳住她”。
警方请来了聋哑学校的老师，同时找到了付河的儿子。这时警方才弄明白付河开出的条件，她要3000块钱。但是当付河的儿子把警方的3000块钱送到付河那里的时候，付河却变卦了，她依然不肯释放人质。几番周折之后，警方说服了付河12岁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帮助警方接近自己的母亲，并想办法拿走母亲手中的凶器。1分钟，2分钟，3分钟，……人质被劫持5小时31分后获救！
对于谈判专家来说，劫持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应该充分利用。事后北京警方也称赞说，付河的儿子是他们见过的最懂事的孩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帮助了警方，更是因为他对警方说，如果自己的母亲杀死了人质，他的家也就完了。事实上，在劫持现场，谈判专家不仅需要保护人质的安全，同样他也应该帮助劫持者走上一条生路。对此高峰教授谈出了他的观点：“劫持者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受到法律的惩处应当按法律的固定程序来办，当然特殊情况要另当别论，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打死了，对他本人的肉体和所有的价值是一种否定，更重要会刺激潜在的劫持者，等到下一次再来劫持会变得更加疯狂，更加难以对付，这样一种连锁的损失是一种加速度的损失，对社会的整个的积累成本是一个极大的耗损与破坏。”
一方面要保护人质，另一方面还要帮助劫持者走上自新的道路，谈判专家肩负的使命如此重大，那么他们承担的风险又是多大呢？高峰说，谈判专家只要不进行语言、动作的威慑，不刺激劫持者，他(谈判专家)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据高锋介绍，美国警方曾经有一个权威统计，(数字)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年底，在全世界的反劫持谈判当中，谈判专家所受到攻击的比例只有3.6%；(数字)而在中国，目前所有的反劫持的谈判中，还没有发生谈判专家被劫持者攻击的事情。正如那句老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虽然我国的谈判专家没有被攻击的记录，但事实上，我国的谈判专家所冒的风险远远要超过国外的谈判专家。高锋告诉记者，国外谈判专家与劫持者的对话通常距离很远，谈判需要借助扩音工具甚至电话这样的通讯工具进行；而在我国，谈判专家与劫持者之间的对话常常在10米以内进行。对于这一点，高锋进一步解释道，近距离符合现在中国的国情，第一，中国人舍己为人，促膝谈心；第二，近距离观察劫持者对我们的实战谈判有好处，特别是我们在实战当中能够近距离和劫持者接近，最大地反映了警方和政府的诚意。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统计：我国的发案率为万分之四十以下，而欧美一些国家的发案率平均为万分之八百。另外在我国的各类案件中，暴力案件只占25%，而涉及劫持人质的案件更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为了更大程度减少劫持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所带来的危害，警方仍然把谈判专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按照高锋的理解，这标志着中国警方从过去“以暴制暴”靠武力解决劫持事件向“以人为本”把犯罪消灭于萌芽状态进行转变。总之，谈判就是让大家都安全。
反劫持谈判专家。对犯罪分子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威慑力，而对公众来说，则是一堵铜墙铁壁，保护着公众的安全。（王立平）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