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11月15日的两篇报道，我认为把它们合起来看很有意思。一篇是《中国经济
时报》报道，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在出席“2004中国IT年会”时表示：中国GDP今
年或明年应该可以超过英国，2030年则可赶上美国。周还说，这个预测出自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这还不算 最乐观的。

　　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白纸黑字写着，只要进一步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
金融方面开放，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国人叫板。另一篇是《北京娱
乐信报》报道的，中华护理学会说，我国每千人只有1名护士，护士比例为世界倒
数第3。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医院病床与护士的比例还是26年前制定的，按照1∶
0.4配备。而就是这个26年前的标准，在实际护理中，能够达到的医院也只有10%
左右。

　　一边是顶级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当年设想的“超英赶美”如今实
现一半了，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一边却是医疗卫生设施和人员的不足，社会进步
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使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单看一边可能会使我们得出
错误的印象，只有把两边对照起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类似这种GDP增长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事太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每
年都以近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就像一个吃了壮阳药的人一样，一直处于一种亢
奋状态，严重地透支着自己的身体———我们GDP的高速增长也是以透支资源、透
支环境、透支信用、透支权力———一句话，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因此，这
种透支一切的增长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是跛足的发展。在这种
发展模式下，GDP增长越快，对未来的破坏也就越大，经济繁荣的结果，就是两极
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民众从改革发展中受益的程度越来越小，滑向现代社会边
缘的弱势人群越来越多。

　　有数据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以
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
，2002年为0.460。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过多地
获取了，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
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

　　诚然，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增长，便没有发展，从而也就
没有富裕。但是，什么是发展？必须看到，繁荣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问题。就拿
“超英赶美”来说，从改革算起，我们花了20多年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勉
强赶上英国；要赶上美国，还要在未来二三十年像现在这样，不惜一切代价，保
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这可能吗？我们还有更多的淮河可以污染吗？还有更多的土
地可以供贪官、大款们挥霍吗？

　　在前述报道中，周其仁和张五常在谈到赶超美国时都设置了前提条件。比如
，周提到中国经济发展今后将面临4个挑战，其中之一是权力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
位置。他认为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单经济受影响，整个国家、社会能不能健
康存在都成问题。但是，现在的关键，正是权力和权贵资本在主导着中国的经济
和社会，社会和谐发展和良性运转的基础———公正严重缺失。贫富差距并不可
怕，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富悬殊固化为社会结构。而这就
是我们要开始面对的现实。

　　去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但同时基尼系数也接
近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世界银行认为，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拉得
这么大，世所罕见，只有拉美国家可比。众所周知，拉美化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
名词。基尼系数之所以接近警戒线，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全力以赴抓
发展、GDP压倒一切的时候，忽略了社会公正。今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多与社
会不公相关。我们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
”，走向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公。

　　从现在来看，未来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是“输不起的实践”。因为我们已
经没有了“错了再改”的机会，未来的任何改革实践都只能胜利。如果现在面临
的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得不到切实的化解，那么，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充
满变数。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