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陕西省南郑县“赌博书记”刘贵正挪用公款赌博案还未淡出人们视线时，陕北某县又发生涉及10余名干部的豪赌案。

    这种“赌博游戏”：上级赢下级、官员赢“老板”，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行贿受贿行为，输赢双方各取所需，双方真正的交易成本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各地有 关党政部门对官员赌博行为并非坐视不管，也采取了一些严厉举措，比如有的地方规定：领导干部赌博两次就地免职。但是成效好像不太理想，并没有彻底刹住这股歪风。

    原因何在呢？首先，官员赌博的风险与期待利益非常不均衡。官员通过赌博一次就可以赢个十万八万的，万一东窗事发，现行制度下最大的成本就是可能丢了领导职位，但是公职没丢，照样可以吃皇粮。这个风险与贪污受贿相比实在小多了，按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累计在5000元以上，就是犯罪，不仅领导职位要丢，而且公职也不保，还要受到刑法制裁。相比之下，利害关系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其次，虽然大家都清楚，官员赌博是一种变相受贿行为，但是处理起来很难认定。因为行贿受贿罪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行为人主观上要有故意，另一个是受贿人要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情节。官员参与赌博，指控他违法，他或会承认，但是如果指控他犯受贿罪，他肯定不会承认，他会以自己有赌博的故意，但是没有受贿的故意进行抗辩。按《刑法》中的有关受贿罪的规定，是很难对其定罪的。

    第三，官员赌博也构不成“赌博罪”。因为《刑法》对“赌博罪”设定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这意味着，官员赌博即使赌资再大，也构不成犯罪，顶多算是普通的违犯《治安法》的行为。

    官员赌博，社会危害性不小，但是《刑法》却对之无能为力。如果只能依靠党纪政纪来进行治理，岂不正中那些赌博官员们的下怀？这种做法，风险小，收益大，简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致命诱惑。这或许正是官员赌博之风愈演愈烈，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

    党纪政纪处分已难以遏制干部赌博。要彻底解决官员赌博问题，须用重典：将性质严重、数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官员赌博行为当成犯罪来进行打击。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修改《刑法》的有关规定，或者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不能让官员赌博继续钻《刑法》的空子。刘吉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