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对一部文学作品，尤其经典名著，会有各自不同的读解。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读解，也会发生改变。我小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水浒传》，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晁盖、宋江，而是林冲和武松，觉得他们是真正行侠仗义的绿林英豪，对鲁智深和李逵也颇有好感，还 曾想过要拜个师傅，学几手猫脚功。现在，当然不是不喜欢读，但理解上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对“智取生辰纲”从没质疑，现在仔细一想，几位好汉确实并未用此劫富济贫，而是哥几个私分了；对李逵大斧子过处，噼里啪啦，人头落地，只觉得血腥得过瘾，从未觉得其斧下鬼是否无辜；对潘金莲也是觉得她是毒害亲夫的蛇蝎淫妇，最后被挖出心肝，是罪有应得的因果报应，绝不会想到什么女性正常的生命欲望；对“逼上梁山”的好汉，也是长大以后才深入分析过，许多人的被“逼上梁山”并不都是林冲式的，而是有多种类型；宋江窝窝囊囊，却靠玩弄权术，篡夺了水泊梁山的最高领导权，最后成为接受朝廷招安的投降派，根本就没在脑子里对他闪过“忠义”的念头，等等。特别是今天，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传》表现的主题不是过去常说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实际上是“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所以，对像《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有必要重新进行现代品读。正是本着这样一个初衷，中国现代文学馆继请红学家们《新解〈红楼梦〉》之后，又将研究《水浒传》的学者们请来，用现代观点品读《水浒传》。

    对于宋江，不知道一般的读者是否考察过，历史上确有其人。听专家一点拨就会知晓，最早的一个水浒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奸臣蔡京、高俅、童贯当权，许多忠义之士被“逼上梁山”，结成以宋江为领袖的三十六人一伙儿，劫富济贫。这三十六条绿林英雄，横行一时，无人能敌。朝廷只得招安，命他们去征讨方腊。宋江因收方腊有功，做到节度使。《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对宋江的英雄传奇也有提及。到后来街谈巷议，使水浒故事盛传各处，原先的三十六小伙儿，也变成了一百单八将。可见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是《水浒传》的远祖，正如胡适所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末年（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400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但历史上的宋江，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这样解释：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像侯会先生在《水浒传成书之谜》中讲到的，《水浒传》之所以不愧称之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在于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忠实记录，它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宋江起义之前、之后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描述。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史诗的壮丽恢弘。如果我们像侯会先生一样有心，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小说里描写的宋江起义，以及中国古代惟一一次大的水军———洞庭湖起义；把这三种资料放在一块儿来比一比，就可知道小说里的描写是更接近历史上的宋江？还是更接近洞庭湖钟相、杨幺的起义？

    所以，在侯会先生看来，《水浒传》这部书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宋江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史料。在创作过程当中，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都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么样的？刘世德先生讲得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他特别提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区别，这显示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艺术功力的天壤之别。因此，必须肯定，《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积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

    书中的10篇演讲各有侧重，各有特色，涉及《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宋江的性格与功过、“逼上梁山”人物解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水浒”与“江湖”、《水浒传》与水浒戏、《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从“生辰纲”的下落重评《水浒传》等。

    《水浒传》故事本身是从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可对于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历来毁誉参半，主要焦点集中在对他接受朝廷招安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农民领袖，还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是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张俊先生的演讲也是立此存照以备考。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顾大嫂；四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夫人贾氏；还有贞烈的林娘子。从中当然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

    至于《水浒传》的文学魅力自不必赘言，明代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在第三回总评中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形容刻画亦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见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仅以贯华堂刻《水浒传》第二十八回金圣叹点评为例，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近来提出要重新“解毒”《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认为《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而在江湖游民的身上，又有着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里太多糟粕的东西，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有古人说，“不读《水浒》，则不知天下之奇！”读读这本书，绝对可以使读者在身临现场般的聆听之中，享受一种捷径的猎奇。（《〈水浒传〉的现代品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