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兰诺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 对于外籍犯人，看新闻联 播是学习汉语的重要方式。

　　习惯不同、语言不通、观念冲突……境外犯人内地服刑如何面对种种障碍？

　　4年前，巴莫·仙朗信抵达东江支流上的江心小岛。穿越重重铁门的时候，巴莫想起了自己的船长，“不知道他是下了地狱，还是进了天堂”。

　　1994年某天，中国边防武警登上巴莫担任舵手的泰国渔船上，船上1000多公斤的大麻被当场截获。对比被送上刑场的船长，巴莫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但每当想到“无期徒刑”几个字，巴莫又感到惶惑不安。从小失去双亲的巴莫靠打渔维持兄妹二人的生计，“妹妹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

　　5年后，巴莫将在新洲岛上度过自己40岁的生日。“你们中国人说‘四十而不惑’，可我对未来一无所知。”

　　巴莫是笔者在东莞监狱接触到的第一个境外犯人，东莞监狱也是我省唯一一所接收境外男性犯人的监狱。目前，这些境外犯集中关押在专门监区。

　　现实经不起假设

　　上个月，巴莫接到妹妹来信。妹妹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因为上学欠下的债务终于有了偿还的希望；等到钱还的差不多了，她还要来中国看看大哥。就像对待妹妹所有来信一样，巴莫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模糊了信纸上的字迹，还要拿出来看看。

　　巴莫没有回信，他告诉笔者：“监狱的生活日复一日，没什么新东西可以写进信里。”所以他只挑元旦这类重要的日子给妹妹回信，“看到信就像看到我，过节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想我而伤心。”此时的家信，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

　　巴莫在服刑期间学习了电子产品制造技术，“可是这种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出去之后可能已经落后了”，巴莫还是想重新开始渔民的生活，虽然渔民的收入很少。“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名船长”，关于这个愿望，巴莫仍然记忆犹新。“如果没有犯罪，我现在可能已经是船长了。”

　　人生道路同样因犯罪而中断的，还有同在专门监区的菲律宾人莫兰诺。莫兰诺结束20多天的中国之旅后，中国海关在他的行李中检出了3公斤冰毒。正在攻读涉外服务专业的莫兰诺被判处死缓。“你知不知道心脏跳出来的感觉？”讲到初到监狱的感受，莫兰诺在胸前比划了一下。

　　这里没有奶酪

　　笔者见到马来西亚人穆都沙米的时候，他正在监狱开设的中文扫盲班学习汉语。入监刚刚半年，监狱生活对他来说仍然可以用“无所适从”来形容。

　　访问过程中，57岁的穆都沙米反复用英语告诉笔者：“我不会讲汉语，讲英语的警察也不多。我不明白他们，他们也不明白我。”他不断摊开双手做出无奈的姿势，“这里没有夜宵，我想念咖喱”，穆都沙米每天都在考虑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据监狱干警介绍，境外犯人尤其是外籍犯人，入监之后面临的隔阂要比境内犯人更大。新来的外籍犯人由于语言障碍，难以迅速了解中国监狱的规章制度，常常提出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曾经有一名尼日利亚籍的犯人，入监没几天就提出早餐要吃‘cheese’(奶酪)”，原专门监区副监区长王振国回忆说，“还有一名加拿大籍犯人提出每月要和家人通一次电话。”

　　“监狱对犯人的管理，最忌讳处事不公”，王振国说，“这名犯人的要求满足了，其他犯人的要求也应该满足；但实际上，每个犯人的要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

　　曾在专门监区工作的一位狱警告诉笔者，“监狱并不会因为收押境外犯而调整自己固有的规章制度”，“只有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监规纪律的前提下，监狱才会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和帮助。”王振国说。

　　权利理解的误区

　　造成上述隔阂的另一个原因，是境外犯人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了解。据监狱干警介绍，部分外籍犯人对我国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一开始难以接受”。而“难以接受”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这么重的惩罚”。

　　除此以外，有的国家和地区以“失去自由为最大的惩罚”，但在中国监狱服刑，犯人不仅要参与习艺劳动，还要通过教育考核，因此有的犯人会对此提出意见。

　　加纳籍犯人阿祖告诉笔者，刚来监狱的时候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还要做那件事”，“只是盲目地跟着别的犯人学”。“后来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慢慢体会这些事情的意义，而这个过程，差不多有1年。”

　　“有的人因为教育背景、思维方式等原因，非常看重自己的权利”，因手机盗码获罪的台湾犯人林翰斌说，“但有的时候会对权力的范围产生误解”。“与其在接受惩罚的时候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利，倒不如反思一下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犯错，以后又该怎么办。”在林看来，“这里的狱政制度感化作用更强”，“有时候我忏悔的情绪会非常强烈，时时提醒自己出去之后不能再做非法的事情。”

　　“触犯了中国大陆的法律，你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通过监狱的法制教育课，绝大多数境外犯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思想转变之后，他们反而能够更加积极地接受改造。”曾在专门监区工作过的管教刘志明说。

　　同在一片天空下

　　“如履薄冰！”一位管教这样描述他刚刚调到专门监区工作时的感受。“和外籍犯人谈话之前，主题、角度和方式都要事先想好。由于语言方面或多或少的障碍，说错一句话可能就会被对方认为是在侮辱他。”

　　“我们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外籍犯人，还要和外国使领馆合作，谨言慎行是必须的。”专门监区副监区长毛恺夫将对外籍犯人的监管上升到外交的高度，“不能让国家出面承担我们的工作失误”。

　　为了帮助犯人们了解监规制度，王振国专门组织干警将《监狱法》翻译成英文贴在狱务公开栏中。监狱中的各项通知也会被管教们以中英文两种形式向犯人公开。考虑到有的境外犯属于“只能说，不会看”的“英文盲”，上述通知还会在监区大会上被大声朗读。

　　“犯人也是人，我们毕竟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管教的这种态度赢得了绝大多数境外犯的信任。有了这样一种共识，犯人们也会尽力为监区建设出谋划策。专门监区犯人的胸牌，背后标有犯人罪名、余刑、嘉奖等基本信息，这在东莞监狱是独一无二的。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正是一位曾经做过监狱警察的境外犯。

　　“只要不和法律法规冲突，犯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我们都会采纳。”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已经在专门监区成为传统。　 

                                       责任编辑：孙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