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某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影响当代中国的50名知识分子”评选，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榜上有名，郑教授随即著文辩驳，声称自己虽然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却无法影响中国。

　　郑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是发展私家车的坚定反对者，可是，不管他怎样呼吁，马路上的私家车是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里 姑且不论什么样的作用才能叫影响中国，但可以肯定地说，公共知识分子确实能发挥影响。郑教授反对发展私家汽车的提议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最近出台的两件与私家车相关的法规却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一是北京市刚刚通过的新《交法》实施条例，这个条例在出台之前，很不成熟，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修改意见，特别是在听证会上，他们的意见实际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这项法规修改后，受到了各界的欢迎，这其中显然包含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智慧。二是最近国家发布了汽车燃油强制降耗标准，这个标准正是大量地吸纳了专家们的意见而形成的，其中若干标准甚至比专家提出的建议还要严格。郑教授反对发展私家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担心能源消耗过大，而这个标准的制定，正是对这种建议的正面回应。

　　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影响究竟应该有多大？人们目前的直观感受是，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不够大。当年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造成多生3亿人的后果，这从一个反面论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一条意见都能付诸实行，但至少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建议是重要的，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意见是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