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总数与相应年龄段(18～22岁)人口的比例，表明了一个国家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每年平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从2000 年的11%增至今年的19%。

　　19%的背后，是成倍增长的高校在校生。统计显示，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420万人，比上年增加近40万。截至目前，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万。

　　在快速发展、规模倍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何以支撑世界之最？

　　学界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NP水平和高等教育毛入率正相关。1995年，已经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高于15%)的国家有68个，毛入学率超过35%的国家有29个，超过50%的国家有7个。这些“大众化”国家，人均GNP平均为10445美元；毛入学率35%以上的国家，平均为17104美元；毛入率15%以下的国家，平均为1389美元。(张力《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较》，《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月1月)。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基础。我国目前仍处于人均GNP低于10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过快，有可能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实际上，我们目前面临的公共教育支出GNP比例较低，教育资金投入不足，人均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等现实状况，都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必须有质的保障。世界上诸多知名学府，都不是以规模取胜的“大学”。

　　爱因斯坦和纳什供职过的普林斯顿大学，仅有6500名学生，学科门类并不齐全，算不得综合性大学，却培养出两位美国总统、24位诺贝尔获奖者。6500名学生中，有4600名本科生，远不是国内大学“研究生人数将逐步赶上并超过本科生”的办学思路。教授(而非教师)同学生的比为1∶5.6，而且学校明文规定，教授必须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目前的在职教授中，有8位诺贝尔获奖者。

　　我们的大学，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

　　以我曾经就读的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设硕士点之初，每年招生不过三五人，2004年猛增至127人，相当于前20年毕业研究生总数的1.6倍。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导师与在校研究生人数比约为1∶10。这一比例，相比其他高校而言，并不算高。

　　再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该校现有专职教师1300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1.86万余人。师生比约为1∶16(假定所有的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该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为1.16∶1，另外还有1万多名成人教育本专科生，以及近3万名网络教育在册生(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

　　这还是两所位居全国高校排行榜前10位的重点院校，其他学校的情况，亦可见一斑。

　　迅速扩大的招生规模，不仅使师资力量面临压力，也给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后勤服务等带来困难。这很可能导致师资力量减弱、办学条件降低、教学质量下降。

　　由于不可能在短期内增建大量高校，因此目前高教规模的提升，主要依靠现有各高校扩招。种种原因之下(其中也包括利益驱使)，扩大招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今年5月，因基本办学条件未达标而被教育部“黄牌警告”的北京工商大学，声称坚持原有招生计划，其3210人的招生数，甚至高于2005年的毕业生数。

　　大学何以为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乃谓有大师之谓也”！

　　除去物质基础，高校的软环境也难以支撑起这世界之最。严谨之学风、求实之精神，这些大学应有的内涵都还严重缺失。

　　考试作弊成风，毕业论文剽窃抄袭敷衍了事(以至于导师们不得不呼吁取消硕士生毕业论文)，校园内违规违纪甚至刑事案件发生率增多———如果说，这些都还是摆在“面子”上的问题，那么，院士剽窃事件，北航的招生舞弊，南师大的停课陪舞，复旦大学的院长嫖娼，这一系列丑闻，都足以说明，“大学”的品德根基都还需要培养，教学风气还需要哺育。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了，过不了几年，中国拥有博士生头衔的人数也将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离真正的世界一流教育，我们还差得很远。对此，教育界业内外的人士都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