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机构难以“消肿”，不能简单地责备乡镇，也需从上级机构找找原因。尽管大规模的干部“下派”都有其意义和理由，但是，这与乡镇机构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

　　日前有关乡镇机构改革的两则消息，耐人寻味。

　　一则题为《我乡镇机构平均超编2至3倍》的消息说，我国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 构16个，人员平均58人；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19个，人员290余人，超编严重，导致农民负担重、乡镇财政困难等突出矛盾。

　　另一则题为《39人养活一个吃财政饭的，派出1万名干部到基层》的消息说，中部某省会城市财政供养人数高达28万余人，“吃财政饭的”人口比例数倍于高收入国家，而且大大高于南京、杭州、青岛等城市。该市决定“进行最大规模的干部下派计划”，两年内下派1万名干部到农村、企业和社区工作。

　　两则消息，说的都是机关“吃皇粮”的太多，需要大幅度减少冗员。但是，后一则消息让人对乡镇机构能否顺利“消肿”，感到些许无奈。

　　机构改革进行多年，先是有国务院对各部委的“三定”方案，然后是各省区市的跟进实施。2001年开始，全国市、县、乡三级机构改革开始稳步推进。当时就有专家断言，所有机构改革中，乡镇机构改革任务最为艰巨。

　　难就难在人员分流安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各地绞尽脑汁，先是税费改革，收紧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口子，然后是分流冗员，精简机构，各地撤并乡镇的工作如火如荼，仅江苏省的乡镇数量就减少了三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江西彭泽、安徽宿松等地甚至曾采取近乎悲壮的手段———抓阄，来分流干部。

　　尽管如此，在乡镇机构改革进行3年多的今天，全国乡镇机构仍然超编严重。何故？

　　我以为，原因之一，市、县两级搞机构改革、分流人员都有下级单位“托底”，乡镇分流人员不但无“底”可“托”，而且除了每年按计划吸纳高校毕业生、退伍转业军人外，还要接受上级机构“分流”、“下派”的干部。在按期完成机构改革任务，又要服从上级安排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乡镇机构改革往往流于形式，甚至阳奉阴违玩数字游戏。安徽凤阳县某镇就是一例。据新华社记者调查，这个镇经历两次“精兵简政”，干部总数却由改革前的95人“精简”到了116人，而镇里给上级领导的汇报材料中称“机构改革大见成效”。

　　因此，乡镇机构难以“消肿”，不能简单地责备乡镇，而应更多地从上级机构找原因。

　　近年来，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如期完成机构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许多地方都习惯于像某省会城市一样，大规模向下级机构和部门分流人员，让基层为市级机构改革“托底”。尽管这样的“下派”都有其意义和理由，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做法与乡镇机构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也无益于整个机构改革的大局。无论这些人员属于哪一级财政供养，只要财政供养人员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吃饭财政”的状况就难以根本改变，农民负担就难以彻底减轻，也就违背了“通过改革和精简，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初衷。邓建胜

　　《华东新闻》 (2004年11月08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