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计生委近日公布：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约1.4亿，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全国流动人口约1.4亿”意味着什么？将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传统的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一个契机。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们已经解决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制度支撑，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结构的 开放，其结果是一亿多农民突破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得以转入非农产业。然而，经济开放并没有同时带来城市社会的开放，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的制度性障碍，使农民在城市的身份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农民工”这一有着中国特色的称谓也明显地指出了这一群体的边缘性：是农民又是工人，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国家到底应该赋予这一部分人以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是按农民的还是按工人的？这种含糊不清反过来也让以农民工为主力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位无所适从。

    作为研究流动人口重要依据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从历史上来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劳动力大量向工商业转移的基本动因。如人口增长高峰期的南宋和明代中后期，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工人”。在史书记载中江南嘉兴五江镇，7000多户人家“不务耕绩”、“织绸收丝缟之利”。“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这种状况与今天的“农民工”何其相似。

    然而，历史上中国若干次商业化的繁荣并未导致“工业化”的到来。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阻碍，无论转移出来的农民有多少，商业化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黄宗智（PhilipC.C.Huang）所指，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只有公共领域的扩张而无市民权利的发展，只有正规的法律条文而无个人的“公平”“自由”意识，这决定性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商业化的繁荣而没有商业发展。

    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而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更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公民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中国，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抱着“挣一笔钱回家”的目的。这种社会预期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是有好处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与“工业化”趋势背道而驰。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没有工业化的增长，这与当时的“重农轻商”政策有着莫大的联系。许多农民从事工商业，在封建国家闭塞的社会观念影响下，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目前中国阻碍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制度性障碍与当时“重农轻商”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许多城市都存在诸如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亚文化社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农民”。社会结构不够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社会预期”下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只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却不可能获得经济持续的增长。（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