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张红旗还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至少他不是一线的采煤工人。他5岁时，生父在一次瓦斯爆炸时死于井下，母亲嫁给了一个跟他生父在同一个采煤段上的采煤工人。不知为什么，那时只有5岁的他，跟继父极不投缘，不过继父对他母亲很好，对他也不赖。随着弟弟妹妹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世上， 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偏执，古怪偏执到一向有容人之量的继父也对他的言行极为反感。两个人都是越看越不顺眼，竟至互相排斥。

    张红旗16岁初中刚毕业，一声不吭地出去搞串联，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回来的那天早上，父子俩终于吵翻了，老的掀了炕上的吃饭桌子，小的不甘示弱，把一只没有跌破的碗摔在了墙上。紧接着，他报名去了北大荒。北大荒条件苦，去的时候正是夏天，蚂蟥大的蚊子成群结队无遮无拦地攻击身体，活儿也累，从没干过农活儿的他，手上的血疱密密匝匝，旧的才结了痂，又添了新的，又加上水土不服，很是遭了一些罪。但他一直咬着牙硬挺。不知是出于恨还是出于懊悔，他当了7年的农垦战士，竟没有回过一次家，甚至没有给母亲寄过只言片语。

    7年后他返家的时候，已经是物是人非了。继父病死，再次守寡的母亲在矿山所属的农业社里干活儿拉扯着几个弟妹。他自己的变化更大，蜡黄的脸上阴阴郁郁的，没有一点笑容。他是病退回家的，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膝关节和脚腕都变了形，一条腿重，另一条腿相对轻些，走起路来，使不上劲儿似的左右各画半个圆圈，一拐一颤，像是螃蟹爬行，让看着他长大的邻居直叹息。小孩子不体谅，当作西洋景似的追在后面看，调皮些的偷偷学他一拐一颤的姿势取乐子。

    张红旗名正言顺地进了煤矿当了工人。那个井区，他的生父和继父都曾工作在那里，他也算是子承父业了。一个月有好几十块钱的工资，能够自食其力，又能负担寡母弟妹。只是没想到他的岗位被安排在了灯房子。灯房子里存的都是灯盒子，矿工们下井前要来这里领一个灯盒子，上了井再逐一送回。别人羡慕他工作清闲，他嫉妒别人豪迈自在。每天他从一尺见方的小窗户望着那些人把灯箱挎在腰上、把灯头戴在安全帽上那股从容随意的作派，他常常会坐在那儿发半天的呆。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没有好声气，搭不上三句两句，就硬生生地把人噎在那儿。好像是谁欠了他八百吊钱似的。就有人背后骂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与他有嫌隙的是妇女，因为他多与妇女打交道。和他一起当班的是妇女，和他交接班的也是妇女，而这些妇女在那个男人的世界里很是特殊。她们无一例外地是因公死亡者的家属，没了男人又要养活孩子，受了照顾顶替上班的。张红旗是女人国里的惟一男性。坚持了月余，他的自尊心终于受不了了，去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三番五次地找，话不多，却掷地有声。领导拗不过他，就叫他去看仓库。仓库活儿较多，也累，整天要归置整理搬搬扛扛，他拖着两条弯腿，踉踉跄跄跟头把势的，可脸上却渐渐有了与人为善的笑容。

    张红旗后来生活得不错。他将近40岁才结婚。那时他已经为母亲养老送终了，弟弟妹妹也都相继就业成了家。他娶的是一个遭遇井难的矿工遗留下的寡妇，女方带着个拖油瓶———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他对那男孩子极好，呵护得近于溺爱，跟任何一个晚年得子的慈父没什么两样。那孩子一开始对他是有些敌意的，但敌意很快就一点点消融了，知道用用过的作业本子细心地给张红旗卷烟纸，吃饭时，也总不忘了给张红旗往茶缸里续水。这是后来脾气温和的张红旗引以为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