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复旦大学的五位学生为了考察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勇敢地走进中原地区一座被艾滋病困扰的村庄,与艾滋病人一同吃饭、聊天,给艾滋孤儿讲课,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让这些缺少关爱的孩子收获祝福与希望。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去那里”,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负责人赵天旭同学回答得很简单:“因为
那里是我的家乡。”
朴实的答案,让人动容,更发人深思。
审视和思考对家乡的感情,我们心灵的收获将很多、很多……
一个连自己家乡都不爱的人,是不健全的
夏日的夜里,上海开往河南的火车上,赵天旭怎么也睡不着,这位复旦大学历史系2002级的学生第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失眠了。坐在他身边的四位同学——承红磊、郑晓源、丁健、沈复义,似乎也都没睡着,不断地换着坐姿。
这次回家与以往不同,赵天旭惦记的不是家里舒适的床和妈妈烧的菜,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让他们牵挂了大半年的群体——艾滋孤儿。
上学期刚开学的一天,在宿舍的走廊里,赵天旭被同专业的同学承红磊叫住了。承红磊是党章学习小组的组长,他俩又是河南老乡,有什么事情总在一起商量。承红磊说寒假时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河南一个艾滋病高发村艾滋孤儿的生存状态。他说,里面的孩子让人看了心疼。“河南是我们的家乡,那些孩子特别可怜,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虽然没有具体的帮助计划,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家乡的艾滋孤儿。他们发放了500份关于艾滋孤儿相关情况的调查问卷,发现大多数同学对艾滋孤儿有误解,以为那些孩子都携带着艾滋病毒。于是做了宣传板,说明大部分艾滋孤儿并没有染病,只是处于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中,失去了单亲或双亲。
宣传板就放在通往食堂的路上,可路过的同学大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驻足观看。而一位老乡同学路过时答应他们吃完饭就来仔细看看,可是再没见他回来。
日记里,赵天旭不理解地问:“为什么有的同学可以把大把的时间花在逛街、吃饭、喝咖啡上,却不愿意在宣传板前停驻片刻?有的人整天来去匆匆,不知道在忙碌什么,找工作?赚钱?还是谈恋爱?是什么驱赶着他们目不斜视地快步而过?有的同学也是来自河南的老乡,却对家乡的事情不闻不问。是怕被贴上来自艾滋病高发地区的标签而被同学疏远?还是彻底忘记了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一个连自己家乡都不爱的人,是不健全的,更是孤独的。”
但是,不解和心痛之余,他们收获更多的还是感动。
为艾滋孤儿募捐那天,许多同学把零花钱都捐了出来,一些同学临时得知后赶紧跑回宿舍取钱。一位同学把他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投进了募捐箱,那一刻,他们看到的是善良;一位同学取来了自己的两个储蓄罐,当上百枚硬币叮叮当当地落入募捐箱里时,他们听到的是真诚;在征集前往艾滋病村实践的队员时,同学们报名的热情大大超出了承红磊和赵天旭的想象,长长的报名单上,他们看到的是勇气和责任。
学校批准了他们申请的考察艾滋孤儿生存状态的暑期实践课题,历史系党总支在得知他们要深入艾滋村的情况后,也在经济和精神上给予热情的支持。
正是因为这些默默的支持,他们才有力量踏上回乡的路;也正是有了这些默默的支持,他们才有勇气去探询、去追问。
让人倍觉沉重的,是家乡的伤痕
抵达商丘的第二天,几位同学准备去参观艾滋孤儿学校。遗憾的是,那所孤儿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不能继续对外开放了,于是他们开始访问附近的居民。
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对艾滋孤儿还是充满同情和关爱的,但是同学们也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一个食杂店老板娘的语气中透出明显的歧视和厌烦,在她眼中,这些孩子“很疯,很脏,还有病,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本以为在这里与孩子们经常接触的人,更会给予百般同情和帮助,但是,现实多少让他们有些失望。
商丘离承红磊和赵天旭的家有100多公里,距离上海更是千里之遥。承红磊和赵天旭来了,他们说,咱们是河南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深的感情;郑晓源、丁健、沈复义来了,他们的家乡分别在福建、江苏和贵州,但他们说,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在爱家乡。
承红磊说,这次回乡的路与以往相比沉重得多。在未来的几天里,他将和其他四位同学与艾滋村里的人同吃同住,考察艾滋孤儿的生存状态,并要把在学校募集到的那些钱亲手交给那里的艾滋孤儿。
而让他倍觉沉重的,是家乡的伤痕。他说,河南曾是中国商业文化源起之所,是春秋霸王所争之地,宋代赫赫有名的应天府所辖之处。这里有白塔晓钟,这里有楚台望月,但旧时的文明没能跟上时代车轮飞转的速度。
“是什么让家乡变得如此憔悴?是什么让它蒙受苦难?我们该怎样助它走出困顿?”脑子里塞满了问号,承红磊觉得很累,可他睡不着。想起白天聊天时赵天旭说的一句话,才稍稍平静下来。赵天旭说,等事业有成,一定回来促进家乡的发展。
“大哥哥,你们还会再来吗?”
第一次和艾滋孤儿的零距离接触,是在“阳光家园”的食堂里。“阳光家园”是当地政府办的一家艾滋孤儿院。午饭时,五位同学分别带四五个艾滋孤儿坐在一桌。一份菜,一碗汤,一个馒头,这是孩子们的午餐,也是他们的午餐。
吃完饭,他们和孩子们在操场上玩了起来。足球、篮球、乒乓球,孩子们叫着笑着,人也越聚越多。最初大家还觉得这些孩子有些怕生,但在运动场上,他们发现孩子们笑得投入而彻底。在同学们的眼里,操场上这些活泼的孩子,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不幸在于缺少一个健康、健全的家庭。
打篮球的时候,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史银河的男孩。他妈妈死于艾滋病,上小学五年级的他告诉他们,是“那病”毁了他的家和他们那个村子。
下午,赵天旭给孩子们讲了一节英语课,由于时间很紧,只能教他们26个英文字母,第一次接触英语的孩子们,听得好奇而专注。
丁健还特意跑到外面的市场给孩子们买来水果,一共二十斤,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们全部“消灭”了。
离别的时候下起了雨,孩子们争着和这几位大哥哥合影留念。几个小女孩送给他们一瓶子千纸鹤,白色的瓶子里装满五颜六色的小纸鹤,那些纸鹤承载的是她们的希望,也是她们最真的祝福。
“大哥哥,你们还会再来吗?”
“一定会的。”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司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一个劲地按喇叭。车子开动了,孩子们仍站在雨里……
走一家,泪流一家……
雨一直在下着,但走访还得继续。
几位同学走向艾滋病高发村。这个有3000多居民的村子,几年前有500多人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去世了。因为那场“血雨腥风”,村子里的许多家庭都丧失了中间层,只剩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
没进村子前,大家一路猜想,有的说村口一定会有武警站岗把守,有的说在村子的空气里都可能嗅到恐怖的气味。但是事实上,当他们真正踏进这个村子时,发现这里却是出奇的平静,平静得让他们觉得和其他村子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首先拜访了朱进中先生。朱先生收养了附近许多艾滋孤儿,创办了艾滋孤儿院——“关爱之家”,而他本人也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与艾滋病人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几个小伙子吃得从容、镇定,没有一点尴尬和不自然,特别是饿坏了的沈复义,狼吞虎咽,吃得特别香。
他们说,其实在此之前也曾有过顾虑,但后来看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书籍,内心的恐惧也就慢慢地被常识“消化”了。吃完饭,这几位学子开始走访艾滋孤儿家庭,他们要把在学校募集的1400元钱送到14个艾滋孤儿的手中。
走访的第一个艾滋孤儿名叫王国辉,瘦小的他与奶奶相依为命。爸爸因为卖血染上了艾滋病,四年前去世了,妈妈在一年前不知去向。现在奶奶、姐姐和他三人,靠政府每月给的生活费过日子,姐姐和他每人150元,共300元。
王国辉的奶奶说,每逢清明节给他爸爸上坟的时候,孩子都哭得死去活来。大年三十是最难捱的,别人家欢天喜地过年,而他们三个人连一碗汤都喝不完,喝着喝着,就抱着哭成了一团。
他们把100元钱放到老奶奶手中,随即静静地转身离开,背后是老人家低沉的呜咽,而他们的心中则堆积起无法承受的沉重。
走一家,泪流一家……
小女孩朱冉冉带着远道而来的复旦学生回家。冉冉一直低着头,默默地走在他们的前面,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五六步的距离,这距离让同学们隐约感受到了这颗幼小心灵所遭受的伤害。
冉冉家只有一间破旧的房和一个小小的庭院。由于一直下雨,院子里积满了水。屋子小得很,一个土炕,墙皮已经脱落了,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砖头。环视四周,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什。斑驳的墙壁上,一面奖状很是显眼,冉冉说那是哥哥得的,哥哥是小学里的班长。冉冉说,她很羡慕哥哥。
冉冉的奶奶半瘫,爷爷讲话也很吃力。从老人含糊的诉说中,复旦学生们知道了冉冉的妈妈是得“那病”去世的,而冉冉的爸爸也有一些和艾滋病相似的症状,但他至今也不敢去检查。他害怕“那个结果”,难以承受“那个结果”。
冉冉并不知道,其实她也得了艾滋病。病症发作的时候,身上就会起许多红疙瘩,很痒。有一次,冉冉怯生生地问奶奶,自己是不是得了“那病”,奶奶吓得连忙摆手说,“不是,不是,你得的不是‘那病’。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听别人瞎说。”全家人一直瞒着她,但奶奶明白,迟早有一天,小姑娘会知道的。
冉冉每个月买药治病要花500多元,可是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每月只能靠政府发的150元补助过日子。当问起冉冉上一次吃药是在什么时候,奶奶想了一下说,“去年吧”。
离开的时候,沈复义拿出相机给他们一家人照了一张相。冉冉面对镜头时露出了淡淡的微笑,那一刻,同学们说,他们触到了生命的美丽。道别时,“再见”两个字说得比以往都沉重,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里,寄托着他们的愿望和对小姑娘真挚的祝福。
无论如何,对家乡的感情都不应该变薄、变淡
几天的走访结束了,他们踏上了南下返校的列车。正值铁路运输高峰期,车上的人多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郑晓源背后的书包被汗水湿透了,香蕉也被挤成了香蕉酱。
火车载着他们离开了千言万语难以名状的村庄,离开了赵天旭和承红磊的家乡。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悲凉。
那个晚上,大家睡不着,谈论起自己的家乡。
郑晓源说,小时候爷爷常常带他到附近的山上,让他记住每座山、每条河,爷爷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承红磊说,在送他们这些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离乡时,县长说,家乡不指望大家毕业后都能回来,但是,每个人都不要忘了生你、养你的地方;
赵天旭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身在故乡还是他乡,对家乡的感情都不应该变薄、变淡;
丁健说,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家乡,祖国的每片土地都值得我们去爱、去关注;
沈复义说,家乡养育了我,这份情,我无以回报,虽然我的家乡很穷,可我不觉得丢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几天的社会实践,有沉重,有泪水,更有感悟。当这几位大学生满载着社会这本大书的箴言重返校园时,重新审视和思考对家乡的感情,他们感到,心灵的收获很多、很多……
家乡,是不应忘记的;家乡,更是不能忘记的。
延伸对家乡的爱
——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博士对话录
记者:提起艾滋病,很多人都敬而远之,但复旦大学的五位同学却义无反顾地深入艾滋病高发村,把爱和真情带给那里的艾滋孤儿,您怎样评价他们的这次实践活动?
秦绍德: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同时也为他们朴素的家乡情感所打动。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没有忘记家乡,哪怕家乡现在正处于困顿中,哪怕家乡正在遭遇不幸,甚至是家乡对外的形象有些不堪,他们也不嫌弃,而是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焦虑,而思考,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记者:能否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谈谈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怎样才是不忘自己的“根”?
秦绍德:大学生无论学习成绩有多出众,机遇有多好,前景有多广阔,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我认为有三个“不能忘记”:第一,不能忘记家乡的山和水,不要忘了是家乡的山和水滋养了大学生,是当地山水孕育的文化培养了大学生;第二,不能忘记家乡人,是他们养育了大学生。我们知道,很多大学生的上学机会,是父辈用他们大半生的心血和积蓄换来的,是兄弟姐妹牺牲了自己的上学机会而得到的;第三,不能忘记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是每一个大学生应尽的责任。无论家乡多贫穷、多落后,那里都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种血脉相连的感情是割舍不掉的。
不能因为地理上远离了家乡,就在心理上也疏离家乡。我们现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大学生要爱国,而家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爱家乡就是爱我们的国家;爱家乡人,就是爱祖国的人民。爱家乡,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很难想象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会爱国。
记者:现实中,有的同学进了大学就不再关注家乡,甚至对社会事务不闻不问。在一项调查中,近半数的老师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社会事务,缺少社会责任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绍德:当前,一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确实比较缺乏,而培养社会责任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经验告诉我们,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上,事实教育远胜过课堂教育。要让学生走出课堂,发现、了解、经历,通过实践了解民情、了解民意,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就会被激发出来。
记者:我今天在复旦大学的门口,看到了几条号召同学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标语,像“除了学习,‘强人们’请想想你究竟还做了什么”,“抓紧小时间,奋战大事业”等等。
秦绍德:正如你所见到的,学校也给学生创造更多深入社会的条件。我们提倡学生参加实习,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暑期开展社会实践,学校几年来一直坚持开展支教、下乡送医、下乡送文化、挂职锻炼等活动。让人欣慰的是,大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的积极性都很高。
记者:人因为离开家乡,才会思念家乡。那么那些在上海读书的本地学生,他们应该怎样培养对家乡的这种感情呢?
秦绍德:上海本地的大学生很少跳出上海看上海,他们应该多走出去看看。上海不等于中国,中国很大。要知道,我们的国家有现代化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城市,也有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和山村;有城市博物馆里浓缩的历史文化,更有孕育着鲜活生命的山山水水。在上海这样一座受外来文化冲击很大的国际都市,很多人的眼光都向“外”,这个“外”往往指的是外国,而不是外地。我不赞成略过外地看外国,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了解,又谈何能对整个世界形成客观的认识?
记者:“家乡”,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字眼,据我了解,秦老师您除了上海这个家乡外,还有一个“第二故乡”。
秦绍德:对,我是上海人,但23岁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青海西宁,在那里工作了9年。那里有我的同事、学生和老乡,虽然那不是生我的地方,但却是我成长、成熟的地方。我把青春都献给了它,它也把一生的思念留给了我。现在我会像关注上海一样,关注青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的家乡话题,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它应该有更宽泛、更深刻的含义。像那三位同学,虽然河南不是他们的家乡,但是他们把对家乡的爱延伸了,这是值得倡导的。(尹欣)
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