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份全称为《北京中外资商业银行竞争力比较调研报告》让银行界大跌眼镜：根据银行的外部环境、经营状况、业务拓展能力、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等五个方面，在京的所有银行中，外资银行一路遥遥领先，而中资银行则望尘莫及，工、中、建、农四大行排在了最后。为什么占有国内金融资源最多、获得垄断好处最多、政府 对其倾向性最多的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会最差？是评价的标准有问题还是四大国有银行本身竞争力不足？而且此报告是出自人民银行之手，该报告的评估标准值得怀疑吗？那么，是谁动了中资银行的奶酪？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专家。

　　差别在银行的治理结构是否规范

　　“最大的问题可能在是否为规范的股份制，差别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很简单，其他的银行或本身就是股份制银行，或早已进行了股份改造，但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却仅仅开始。评价标准中其他银行此项有分，但四大国有银行则无分，其评分岂能不拉下一大截？

　　除了治理结构外，该研究所另一位研究员王松奇还指出，中资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与激励不对称，还有内控机制不完善、业务创新能力差以及冗员过多等问题。

　　近几年来，无论是用金融债券给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还是14000亿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无论是今年以来对中行、建行用外汇基金注资并对其进行股份改造，还是中央汇金公司的设立；无论是银行内控风险管理制度设立，还是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的裁员等，国有银行的改革可谓一波又一波，一环扣一环。但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为什么不是那样好？为什么与其他银行比成长得那样慢？问题出在何处？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四大国有银行现代银行制度的缺失。

　　易宪容指出，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要素就是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就是银行与政府的明晰关系。

　　尽管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正在朝现代银行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如股份制改造后计划上市、引进国外的机构战略投资者、设立董事会等，但实际上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然相去很远。首先，高层管理人员确立的计划性与党管性而非市场性，这就使得适应现代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形成。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不是对银行股东利益负责，而是对其任命的个人或单位负责。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两栖性(商业性与行政性)从而也就弱化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对四大国有银行的权利与义务、激励与约束。从目前的已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中行、建行、汇金公司的任命来看，情况就是如此。

　　其次，现代银行的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也使得四大银行不能够真正自主经营、自我决策。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汇金公司，看上去在明确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关系上似乎迈出一大步，但实际上汇金公司仍然是一个政企合一机构。这家公司是政府还是企业，其关系是相当不明确的。是企业，为什么汇金公司的高级管理者都由有政府背景工作人员来担任？如果不把这种产权关系理顺，要建立一个明晰的现代银行制度是不可能的。而产权不清晰，四大国有银行的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运作上，四大国有银行与现代银行的要求相差很远。可以说，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弱，最为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们根本就没有形成现代银行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别看目前国内银行间业务看上去竞争十分激烈，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严格管制，四大国有银行从根本上就缺乏对银行产品的定价能力，银行业务不是根据产品风险与收益来确定，而是根据上层的指示来开展。这样既弱化了银行工作人员所要承担之责任，也弱化了他们开拓金融产品的积极性。比如，四大国有银行盈利能力为什么完全依赖存贷差？也就是这种机制所导致的结果。在北京市场，国有商业银行里，中间业务最强的是工商银行，但其比重也只有8%，这和外资银行40.7%的平均水平相形见绌。四大国有银行的中间业务集中在结算、收付、汇兑代理收付等低端业务上，而没有开拓财务顾问、银团贷款服务等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对于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同样如此。

　　不必过分夸大其不足性

　　不过，易宪容同时指出，银行竞争力是一个相当综合性的指标，仅是用国外那套银行评价体系来衡量国内银行业竞争力的高低是相当不准确的。可以说，仅凭四大国有银行占先的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外国银行还是其他股份制银行都不是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对手，即使世贸规则对国外银行完全放开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国人也无须杞人忧天，认为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是如何的差。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四大国有银行以下几方面的优势是其他银行无法比拟的。首先，银行交易的核心是什么，是信用。四大国有银行国家已为之隐性担保，这种信用是其他银行无法竞争的。只要国家存在，这种担保就不会解除。看看为什么国内居民大量的存款都涌入四大国有银行，就是这种隐性担保之结果。因为，国内居民不用担心个人存入四大国有银行的钱会有多少风险。

　　其次，对于一个交易组织来说，广泛及成熟的交易网络是这个组织能够取胜的重要方面。由于传统之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在交易网络具有明显的占先优势。可以说，不要说国有企业与四大国有银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不少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它们的发展都是与四大银行分不开的。而这种交易网络关系一则并非轻而易举地能够一夜建成，二则建成之后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摧毁的。可以说，无论是外来者还是后进者，希望在短期内通过特别的方式来建立这种交易网络关系并替代四大国有银行是不可能的。

　　第三，四大国有银行的占先优势还表现在银行网点的布设上。可以说，由于以往银行资源完全为国家所垄断，在国内银行开放之前，四大国有银行早已把所需要网点的地点安排得满满的。那时的说法是如何来便利民众，现在说法是如何来占有市场。只要看看目前四大国有银行营业网点的分布状况，就能够知道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占有率。

　　第四，作为国有银行不仅有政府以金融资源支持上的便利，而且还有政府以制度资源支持上的便利。也就是说，即使国内银行业完全对内外开放，但是法律政策制定权在政府手中，只要与WTO规则不冲突，政府就能够制度有利于国有银行发展的规则与法律。而这种竞争力是其他银行不具有的。

　　易宪容最后指出，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问题，不必过分夸大其不足性，也不能够不对其严重的缺陷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要检讨四大国有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商业化运作机制为何不能够确立？这才是真正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现行的银行体制改革、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上市等都得以此为目的。如果能够这样，四大国有银行也就无惧国内金融的全面开放。(本报记者 姜业庆)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