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形态，“商行”曾一度使威海成为闻名遐迩的韩国商品集散地，并为威海创造了一批十分另类的富翁，进而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中韩民间贸易的代名词。星移斗转十余载，当中韩经济交流的形式发展到威海被山东省圈入半岛制造业基地，并大力承接转移到中国的日韩制造业的阶段时，作为见证威海经济发展历 史的标志之一，商行却在大面积褪色，并势必将不可逆转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商行村”发轫于中韩邦交正常化

　　1992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业已坍塌，一衣带水的中韩两国终于结束40多年的对峙局面，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邦交气候转暖，立即使近水楼台的威海人成为第一批受益者，大批返乡探亲的华侨，在从故乡找回亲情的同时，也将无限的商机带进了国门。

　　家乡的亲人们首先是从他们带回来的衣服和小礼物上发现了商业价值，于是，连接中国威海和韩国仁川之间的海上航线，俨然成了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只不过它的起点在韩国，终点在中国；而几乎与此同时，华侨们在重新品尝过久违了的家乡可口饭菜之后，也从餐桌中悟出了一些道道，于是，在这些海外游子返回韩国时的行囊中，装满了在韩国价格昂贵而在中国却相对要便宜得多的芝麻、辣椒和中草药等农副土特产品。在这频繁的来往之间，渐渐地出现了一个通过来回带货谋利的群体。起初这个群体是以胶东籍的华侨为主，后来，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一些与中国朝鲜族有血缘关系韩国人也加入其中。近年来随着中韩跨国婚姻的出现，一批移民韩国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的朝鲜族同胞）由于深谙个中奥妙，所以也很快成为一支生力军。这个群体有一个很不讲究命名艺术、简单地由两个汉字生硬拼凑起来的名字———带工（来回带货的工人）。

　　带工们的工作程序大概是这样：他们从韩国上船时，由特定的店铺老板将要带到中国的货物化整为零分发给他们，带到中国后再聚集到一起，送给指定接应的商店；返回时，他们还要负责带回中国方面店铺老板分给他们的货，他们挣到的，就是来回带货的劳务费。在中韩建交之初的几年中，中韩双方海关在带货数量和种类上的限制相对少一些，一名带工一个船期下来，多则能挣2000元，少的也能挣到1000多元，而每周就有3个船期，一年下来，能挣15万-30万元人民币不等。

　　这些如家燕一般勤劳的带工们，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威海“背”出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服装集散地”的美誉，同时也哺育了一大批商行，最终为“商行村”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商行村”的商业秘笈

　　商行村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某些非凡之处。所有的商行无一例外地拥有个体工商户的营业牌照，但却都在做着“国际贸易”的“大买卖”；它们大多利润丰厚，却又很少像普通店铺那样勤勉地天天开门营业；它们都是些铺面不大的小店，也绝不像市区其它商号那样讲究铺面的形象和门头的名号;它们不听从什么行政号令，却十分认同地扎堆聚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业群落，以致于人们不得不用“商行村”这一奇特的称呼来指代它们。

　　“商行村”鼎盛时期的范围大体是在威海新威路以东、海滨路以西、昆明路以南以及体育路两侧，东面与威海海港码头隔海滨路相望。在这个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最多的时候曾经聚集了60多家商行，商行打工人员多达二三百人，加上往来于中韩之间的数百名带工，从业人员可达千余，如果算上其带动起来的内地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将是一个五位数。

　　并非什么人都有资格涉足这片流金淌银的商业宝地。据记者了解，在此支撑门头的首先是一些与韩国某些商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来自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共同的语言、风俗和来自血缘的亲情，使他们与来自韩国的客户和带工之间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合力。在这些商行里，朝鲜语是第一商用语言，这既出于一种交流的自然要求，更出于保守商业秘密的主观需要。所以，商行的生意往往给人一种神秘兮兮的感觉。

　　45岁的崔先生堪称商行老板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母亲系朝鲜人，父亲却生活在韩国，他和姐姐从小在中国的东北长大，而他的姐夫则是韩国一家电信公司的职员。几年前，他和姐姐来威海开了一家商行。韩国那边的生意由崔先生的父亲与一些商业机构联系，崔先生与姐姐在威海收购来自山东省西部及其它内陆省份的辣椒、芝麻、香油、芥梗、蕨菜、黄米等农副产品，每个船期都由依托商行的7至10名带工带到韩国，数量为每个船期三、四百公斤左右。

　　年仅30岁的谢先生或许是众多商行老板中的一个例外。他既非侨属，更无朝鲜族血统，他成功的奥秘在于动手较早。1993前后，这位在荣成某单位从事文秘工作的年轻人毅然投笔从商，在对威海市场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他没有在其它领域耗费多少精力，而是下赌注一般涉足了商行这一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商业领域。几年后，年纪轻轻的他成功了。曾几何时，他租用着体育基地院内最大的一个院落，雇用着7名伙计，每个船期都用集装箱向韩国发运货物。有人说他会说英、法、德、日、韩5门外语，并说这是他发家的秘诀，而少年老成的他在谈起此事时却只是淡淡地付之一笑。

　　吃“商行村”这碗饭的人们

　　来自日照市莒县的小徐，几年前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大商场门口蹬三轮，自从与一位身兼带工和老板两重身份的韩国“新移民”金女士相识之后，便开始了他长达4年的打包生涯。几年下来，省吃俭用的他，手头存款已经达到了5位数。与此同时，他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些许韩国色彩：头戴一顶韩国式宽沿小帽，口袋里时常装着韩国人送给他的半包烟，与人见面时也总是习惯性地说上一句“噢卜赛哟”（朝鲜语：你好），饭桌上也每每摆着一盘辣白菜之类的朝鲜泡菜。

　　小小的一家商行，除了老板之外，较为固定的人员一般都是像小徐这样的打包工，他们是靠给商行出卖体力获利的群体。每个船期日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工作内容就是用胶带将带工们即将带走的货物捆扎起来，这种活虽然看起来并不费多少力气，但却极富技术含量，并非所有人都能胜任；捆扎好之后，他们还要用拖车将这些货物拖到海港码头上，再由带工们带上客轮，整个劳动过程大约只有四五个小时。接下来的事情是，他们从老板手中领过40至80元不等的劳务费之后，再跟着老板到附近朝鲜族饭馆中享受一顿大酱汤、带皮狗肉之类的美食。

　　商行村的出现，带动起了一系列相关业态，其中以出售大酱汤、带皮狗肉之类美食的朝鲜饭馆和韩国烧烤店最为著名，置身于数条由挂着韩文招牌的店铺拼接而成的长廊间，仿佛走进了某条韩国乡村街道。

　　来自平度市的刘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打包工，干了一年多之后，刘先生发现老板所需的辣椒大多来自他的家乡，于是，他毅然辞掉商行的打包工作，回家借了一笔钱，就地收购辣椒并拉到威海卖给商行，几年下来，已是一幅老板派头。如今，他已在“商行村”里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买上了真空包装机，专门面向商行出售符合海关携带标准的真空包装辣椒。

　　原本与商行没有一点关系的赵先生，以前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做烟酒糖茶批发生意，当他从“商行村”悟出一些道道儿之后，索性把店铺搬进了“商行村”，凭着手中好几种白酒威海地区代理权的“王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说：“我早该知道韩国人好喝两盅的……”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洋”老板们

　　在众多以带货谋生的华侨当中，60岁出头的吕锡健老先生或许算得上老字辈了。早在1986年，他就曾转道香港回到老家文登市葛家镇。中韩刚一建交，他就成了穿梭于威海与韩国仁川之间航线上的第一批带工。与其他带工稍有不同的是，他本人又是韩国一家商店的老板。他操着一口纯正的胶东话告诉记者，中韩建交前的韩国华侨在经商、置业等方面曾长期受到诸多限制，大部分华侨经济状况一般。在当带工之前，他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当上带工之后，由于人地两熟且是自采自卖，中间省却不少成本，他的店铺生意非常好，目前店铺里的生意他撂给两个伙计打理，他自己竟乐在其中，不肯“洗手上岸”了。他说，像他这样通过带工发家致富的华侨不在少数。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与一位54岁的卢姓华侨在公园中邂逅。他说他的老家是荣成市王连镇，目前他在韩国开有两家商店，手下有5名带工为他长期带货。他和家人经常回国，有时是为生意上的事情，有时仅仅是为了回来住一住。为了起居方便，他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不仅好好地装修了一番，还购置了全套家具。他说，与在韩国相比，生活在威海，可以省去很多开销，因为国内大多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

　　在“商行村”里，有一家地地道道的韩国餐馆颇为引人注目，老板是一位五六十岁的韩国人。据了解他的人说，他本人原先也是一位带工，挣了一笔钱之后，自感年事已高，不堪海上颠簸，就在“商行村”里开了一家面向带工的饭馆，全部按照韩国风格设计，领班也特地从韩国带来，于是，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处“带工会馆”。或许是由于语言不通，或是因为风俗不同，或是因为性格上的原因，这位老板通常只是与他的同胞们打牌、喝茶、聊天，而绝少与外人交往。

　　据知情人介绍和记者观察，“商行村”居民，尤其是商行的老板，其交往圈子十分狭小，而且潜意识中似乎普遍存在着十分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他们往往很关心别人在做什么，却同时又极其担心别人窥视自己。或许，是“商行村”里特殊的商业形态和从业者的特殊身份使然吧。

　　“商行村”飘摇在风雨中

　　沐浴着中韩贸易大发展的春风，威海的“商行村”已经度过了10多年的时光。此间，随着中韩贸易形势的波动，加之“商行村”内部某些原因的影响，“商行村”也几度整合，几度兴衰。据对“商行村”实施工商行政管理的海港路工贸市场工商所提供的数字显示，这里的商行多的时候可达60多家，加上一些未经注册的商行和依托商行做生意的其它商店，足可以达到百余家商号。而现在，“商行村”已经明显走向没落。

　　“商行村”的衰落，首先是由于这种民间贸易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据这里的几家老板介绍，由于带工族在韩国多为中下层收入者，加之带工队伍组合松散，使得这种民间贸易的商业信用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许多家商行就是因为带工频频赊货最后一去不返而倒闭的，而目前能够站得住脚的商行，不是因为能够对带工实施有效的控制，就是家大业大经得起赔，否则想在这块凶险之地立足实在太难。

　　另一方面，由于海关近年来加强了监管力度，使得以服装为主的韩国产品很难再通过民间渠道入关，许多韩国服装企业已经乘产业转移的东风，将加工基地跨海迁至威海，这等于断了许多带工的财路。带工们的收入就只剩下出关时携带农副土特产品所赚得的劳务费了，而且，由于准许携带物品的数量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控制，带工们的收入水平已大不如从前，每个船期只有几百元钱；另外一个原因是，从2002年之后，商行村所在的以体育基地为中心的一带城区正面临着新的规划，随着大批旧建筑的拆除，商行村几乎失去了立足之地，部分商行不得不迁往他处，剩下来的就近迁至一条曾经被长期冷落而萧条的“美食”艰难支撑。记者日前在原来商行村一带采访时，勉强接受采访的几家店主三缄其口，就是对目前的经营状况大摇其头。

　　“只要商行的生意不倒，我就继续打我的包。我的目标是在威海娶上媳妇、买上房子。”2000年夏天，已经年近30的“小徐”曾经这样得意地告诉记者。如今，来自小徐昔日朋友的消息说，从去年开始，小徐已经从威海消失了踪影。显然，打包已经让他难以糊口。

　　据业内人士介绍，对商行村“杀伤力”最大的还应属一些国际快递公司的介入，是它们抢走了带工们的大块生意。威海海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透露，国际快递业务是对国际间大宗货物运输的有效补充，可以满足小额贸易对低价运费的要求，也是国际间小额贸易通常采用的一种运输方式。这种贸易和运输方式可以避免带工捎货这种原始贸易形式的所有不足，其中商业信用是其最大的王牌。可以想见，随着这种贸易形式的渐成气候，“商行村”也许真的要走向消亡了。

　　商行村渐行渐远，带走的是一个时代。

　　◆导报记者牟德鸿威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