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大胜

　　　　退耕还林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连续的、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的背景下，以连续多年粮食丰收为依托而得以实施的

　　不知不觉间，退耕还林政策已实施近5个年头了。　　

　　和2000年这一政策刚推出时有所不同：媒体热捧、地方政府争抢工程量、农民急盼退 耕的景象已然不见。退耕了却没有拿到补贴的农民开始哭诉，政府则在呼吁保障农田，媒体热情报道一个个地方曾撂荒许久的农田被抢种一空的喜讯。

　　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

　　曾有一年驱车陕北，看到从榆林到延安的几百公里路途上，沿路的几乎所有山头顶上都被开成了耕地——像一个人被剃掉了头顶的头发。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许多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而这些自然条件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往往偏高。

　　要说50亩地收的粮食养活不了一个人，一定有许多人不相信，但这确是事实。在榆林，由于生产力落后、水土流失严重，在一些地方，农民们沿用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单产只有几十公斤。以致出现有的行政村人均50亩耕地，仍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为了增加总产，就无限制地垦荒、陡坡开荒，结果陷入垦荒越多、水土流失越严重、产量越低、越低越垦的恶性循环。

　　宁夏西吉县短岔村，三面环山,举目望去,山坡上除了农民种的庄稼外,见不到一棵树,山顶更是光秃秃的。这里的土地按人头分,每人5亩,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四五十亩地,广种薄收,好的年份每亩不过收50公斤,遇到干旱,只有20多公斤。

　　这些地方的农民牧民是中国最贫困的百姓，即使按最宽裕的标准衡量，他们一生所支配的所有食物、衣物及用品，用货币计算不会超出1万元人民币。

　　但用生态目光来看,社会又给予了他们最宽泛的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到让人吃惊——他们几乎可以任意挥霍相当面积的自然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劳动力。社会在极度吝啬地支付他们的生存费用的同时，极为慷慨地为他们了支付生态成本——因为要把养育他们的这些荒山、草原治理到正常的生态状况，所需的费用会是天文数字。

　　生态和生存的博弈轮回

　　中国自古以来总是被生态和生存的矛盾所困扰。生态和生存，在相对的时空里，必然要分出主次。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生存的威胁被彻底解除之后,生态才会作为高质量生态的必备要素被提出、重视和推广。

　　当然,有些破坏也与生存无关,贪婪也会使得本来相对宽裕的自然生态急速恶化。

　　曾制定了世界最早的环境立法——《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的秦国，为了修建最富丽堂皇的宫室，几乎砍光了四川的森林。诗人说:“蜀山兀，阿房出。”

　　来自草原的元代统治者，为建都城，砍伐森林的数量使人震惊。诗人记下了这一笔——“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

　　当人口数量增长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到了能明确感受到的地步时，以更大范围的自然生态的牺牲来换取王朝的生存与发展，是历代统治者选择的上策。明代、清代——中国封建年代里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朝代，都是把鼓励垦荒作为重要政策推行。明代统治之初马上推出的政策即是：1、奖励垦荒,人民不限面积、范围开垦，免税三年;2、大兴屯田，民屯、军屯、商屯一起上。清王朝实行更名田制,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达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

　　事情就是这样，要发展就要增加人口，要解决越来越多人的吃饭问题，就要靠增加耕地。增加耕地当然要靠毁林毁草开荒，向草原、丘陵、山地推进。生态的恶化成为必然，而生态恶化导致土地出产降低，又反过来使人类以更高的强度扑向自然，攫取资源。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剧增带给全民族生存的压力，“以粮为纲”成为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意念。

　　开垦——和明朝清朝历朝历代所做的一样，把草地、林地都变成耕地，让它产出粮食，以养活更多的人。于是，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从5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开垦浪潮，像瘟疫一样绵延，而且经久不息。

　　一个前提与两个必须

　　2000年实施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连续的、愈演愈烈的沙尘暴把社会舆论搅得沸沸扬扬的背景下，以连续多年粮食丰收以致出现存粮难为依托而得以实施的。从2000年3月起，中国宣布在未来10年中，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长江上游和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1161万公顷。

　　退耕还林任务是带有补助的，即每退下来一亩地,国家都拨给相应的粮食和钱，国家规定,将植树种草和管护任务不仅长期承包到户到人,而且向退耕户无偿供应所需的种子和苗木,发给林草权属证明。长江上游每年每亩补助粮食150公斤,黄河中上游每年每亩补助粮食100公斤。提供50元树草种苗款,补助20元。

　　多争到这样的指标,是既为农民争利益,又为生态建设做贡献,所以,争国家下达的退耕还林指标,就成为许多地方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毫无疑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但能否如愿长久见功、见效，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粮食的供给持久稳定;二是退耕还林本身能让农民持久见到效益。

　　在宁夏西吉县，有过这样的事情：1986年，联合国援助西吉县一个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于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在这里迅速铺开，原因是：种一亩林的补助远比种一亩地的收入要高。3年植树90多万亩，相当于西吉全县耕地面积的90%。一时间，西吉县满眼一片绿色。可3年后，联和国援助项目结束。补助没有了，种树者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于是又开始毁林种地。开始是一点一点地砍，后来大片大片地砍。五六年光景，90万亩林木几乎全部砍光。

　　由这个故事推理:如果几年后国家的退耕还林补助停止,由退耕还林而来的生态建设成就会很快烟消云散。如果这项补助能一直延续,那就相当于国家把农民长期养了起来。国家是否长期具备这样的财力？

　　所以，退耕还林(草)能否成功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施行足够长的时间。两个必须：一是粮食供应必须始终充足；二是政府应把选择退耕之后种植品种的选择放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研究、推广沙棘等优质的长年生长、只需采集地上部分的茎叶花果的品种，大力开发此类品种的果实的高附加值，将使退耕还林(草)这一战略任务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归根结底，如果不使经济杠杆发挥作用，不让农民们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从土地上得到比粮食更好的经济收益，那么这项政策是不可能产生长期、稳定而良好的效益的。多年来无数次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现实和宁夏西吉的故事放在一起,启示是: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具备连续性;具备长期操作性。尤其是针对农民的。

　　“中国粮食危机论”又被提起

　　从2000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安排退耕还林11829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919万亩。它使一些地方出现生态恢复的良好迹象。

　　但一些预计到和没有预计到的情况纷纷出现:有的地方不能兑现给农民承诺的补贴;有些地方随意扩大退耕面积以套取国家补助;有些地方毫不考虑退耕后的后续产业……

　　这样的漏洞，再一遭遇粮食因价格提高而骤然珍贵的冲击，就可能像西吉所发生过的一样——退耕还林好不容易结出的果实，会很快土崩瓦解。一切又恢复到往日的场景，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今天，媒体开始持续探讨中国粮食短缺问题。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又被提起。退耕还林的前景，在失去前提和必须之后，不知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