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希望是老师，如果老师都流失了，或是水平不高，希望工程也就没有希望了”

　　在第2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关心乡村教师。

　　人们可能不熟悉解海龙这个名字，但一定熟悉希望工程那幅“大眼睛”的照片，解海龙就是这幅照片的 作者。从文化馆职员到报社记者，十几年里，解海龙走过了全国20多个省，足迹遍及100多个县，他镜头里的主角一直是山里的孩子和乡村教师。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孩子们渴望的眼睛把朱东明留了下来

　　拉开朱东明老师的抽屉，能看到大约半尺厚的一沓纸条，上面写着：“欠朱东明老师40元”、“欠朱东明老师20元”……

　　1991年解海龙来到湖北省罗田县洛梅河乡，与朱东明老师住在一起。

　　当时，大多数山里孩子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20元，一年共40元。钱虽然不多，但是对山里人家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俺家穷，家里实在交不起这个钱。孩子这么大了，还上啥学呀，就帮家里做点家务得了。”很多家长这么说。

　　一边是一贫如洗的山里家庭，一边是孩子渴望上学的眼神。为了孩子们有学上，朱东明只能用自己的工资垫付学费，他当时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也就四五十元。

　　解海龙给朱东明老师算了一笔账：8年来朱老师的所有收入加起来是7800多元，半尺厚的欠条加起来共有5800多元。也就是说，朱东明老师全部收入的3／4，都用来给学生垫付学费了。

　　朱东明的床下还放着几十把笤帚。每学期都会有孩子拿着笤帚跑到朱老师的屋里说：“俺娘说了，还是还不上钱，就又给老师扎了两把笤帚。”这么多笤帚，朱老师大概一辈子也用不完。但就是这些东西让朱东明几次想离开，都没能走成。

　　朱东明是师专毕业后来山里当老师的，与他同来的还有女朋友。他们几次想过要结婚，但都因为没钱作罢了。

　　工作到第5年时，女朋友的爸爸在城里为他们找了工作，一回去就可以结婚。已经年近30岁的朱东明这次下定决心要走了。

　　本不想惊动村里人，没想到背好行囊准备出发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劝他留下来，大家只是说：“常回来看看呀，常回来看看。”

　　带着泪水，朱东明上路了，大人们渐渐散去，几十个孩子却还跟着他。他在前面走，孩子在后面跑，每一次让孩子们回去，他们都停下脚步，但是只要朱东明一转身，孩子们又跟上了。就这样走走停停地出去了三四里地，突然，朱东明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抱起一个年龄较小的孩子说了一声：“回去。”他对村长说：“孩子们现在离不开我，我再干两年，等孩子中有能接我班儿的，我再走。”

　　这一留可不止两年，女朋友回城后也渐渐没了消息。直到2000年前后，解海龙得到消息：由于朱老师工作出色，当上了一个乡的乡长。

　　后来这里建起了中国第5所希望小学。解海龙介绍，这个学校盖得像一条船，窗子圆圆的，像船舱。朱东明老师就像船长，带着孩子们向着希望行驶。

　　3个学生一个老师就是全校师生

　　1992年2月，解海龙来到山西神峪沟乡。

　　为了找到学校，他向一位老乡打听。老乡一边给他带路，一边告诉他学校离这不远，“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但是烟卷都抽下去半包了，学校还没有到。这时，这位老乡才说：“我就是村里的老师，刚才你打听路的地方就是我家。学校离家8里地，要翻两座山梁。”

　　这位老师叫段计存，他每天走到学校要用一个半小时，之所以骗解海龙，是怕说了实情解海龙就不去了。

　　到了学校，段老师喊了一句：“上课”，只见3个孩子跑着爬上了一个磨盘。解海龙这才注意到，说是学校，这里根本看不到一间教室，除了这3个孩子外，好像也再没有其他人了。

　　“这3个孩子加上我就是全校师生了。”段老师说。

　　原来村子里只有这3个孩子是上学年龄。村子偏，离别的学校远，所以就在自己村子建起了这所微型小学。学校建起不久“教室”塌了，没钱盖，只好在磨盘上上课。

　　因为在“外面”上课，这个“学校”的作息时间完全根据太阳来定。“有日头的时候就上课，日头下山了就放学。”段老师说。

　　2000年时，解海龙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原来的“磨盘小学”已经变成了文物，一里地以外盖起了一所希望小学，名字还叫磨盘小学。当年3个孩子中的一个女孩———段模花，现在已经被选上到新加坡上学，全县就挑3个人，其中就有她。

　　希望的希望是老师

　　1995年，解海龙在上海举办的山村教师培训班上见到了山东泗水县的汤剑英老师。

　　汤老师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教书，一天一个孩子问她：“老师，什么是望远镜呀？”汤剑英被孩子问住了，“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教学生。”于是，她平时给孩子们上课，到了周末就骑车走70里地到县城去充电。

　　这次借着到上海参加山村教师培训班，汤剑英特意买了望远镜。回去的第一节课，她在黑板上写下了5个字：外面的世界。然后说：“我走之前，曾经有同学问我什么是望远镜，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今天我们就上一节课本上没有的课。”

　　“希望工程说的是孩子的事，但是，希望的希望是老师，如果老师都没有了、流失了，或是水平不高，希望工程也就没有希望了。”解海龙说。

　　在陕北吴堡县解海龙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女老师正在带着孩子们在小石板上写字。为了表示对客人的欢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欢迎”两个字，五六分钟过后，当纯真的孩子们举起小石板时，解海龙发现，老师在黑板上错给“欢迎”的“迎”加上了一个点儿，当然，每个小石板的字都是错的。

　　“教师节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太需要帮助了，而且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解海龙说。

　　有一年教师节时他来到陕西佳县，在窑洞教室内孩子们在写作业，据说老师到县城开优秀教师的表彰大会去了。晚上，两名老师带回了奖励———两个脸盆。得了奖，老师们当然高兴，但是解海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从学校到县城要40里，往返要80里，两名老师天不亮就已经出门了，他们得步行前往。而且由于经费紧张，学校的粉笔只剩下几个小头头了，灯泡坏了，学校已经黑了好久了。为了凑钱买这些东西，两个老师临行前找了一根两米长的木头，打磨得光光的，表彰大会后，他们把这根木头以10元的价格卖掉了，除了吃了一顿饭外，剩下的钱买了尺子、粉笔和灯泡。

　　“乡村教师的苦，是我们这些城市人无法想像的。他们确实太需要帮助了。”解海龙说，真希望社会能真正关心这些他们，只在教师节这一天搞点活动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如果真的想改善乡村教育，就为这些老师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吧。（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