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 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

　　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

　　不久前，一份名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的研究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被认为是引发新生儿性别失调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在成为基本国策22年后，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有人因此而提出，人口数量控制不应再成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然而，调查表明，中国人口现状依然十分严峻，国家人口压力沉重，生育政策在决策和执行中如有不慎，高悬于顶的人口利剑就会掉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可能会功亏一篑。

　　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宣传，的确让“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

　　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领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就明确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生多胎，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除了高收入人群外，农村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对生育的潜在要求也不小。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农村地区，“养儿”依然是农民“防老”的最佳选择。最近，国家在四川、黑龙江、湖北等地推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试点，采取的就是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儿家庭进行奖励，让这样家庭的农民在年老后领取国家发放的“奖励扶助金”，便是针对这一潜在人群采取的措施。

　　连生10胎超级家庭的“统计困惑”

　　在中国农村有这样一个超生家庭的故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被看作是中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之后，计划生育开始加速走向前台，并于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妇的大女儿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们没有遵照当时计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两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儿小燕。“我们不是不知道政策，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啊，要是没个小子(儿子)，老了谁来养我们？受了欺负怎么办？我跟孩儿他娘商量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要个小子。”王容在回忆20多年前作决定时这样说道。

　　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妇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处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要个“小子”的决心。从1981后的12年里，王容家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结束。

　　和多数城市居民一样，记者刚了解到王容家的情况时，也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样的“超级家庭”似乎更应该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非实行了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今天。

　　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像记者这样的外行人，当把王容家的情况告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口学专家时，他们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表示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专家们将王容家的情况称之为“极端个例”，他们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育孩子的，国家统计和他们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专家们谈到王容家时认为他们家“太特别了。”

　　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记者的同事中凡有亲戚在农村中的，同村中几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区的超生家庭比例超过一半。而从普通市民接触到的一些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人员中，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媒体虽然直接报道超生现象并不多见，但不难从一些新闻的侧面发现问题。不少见诸于报刊电视的扶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中，就可以发现超生家庭，这甚至在报纸和网络上引发了读者关于“是否应当帮助超生家庭”的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一书，在新浪网上连载后影响不小，而其中描述的贫困家庭中，大多数都有3个或更多孩子。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世荣教授介绍，他们以往对北京市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表明，有2/3的家中有2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

　　由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凭借生活经验判断的人们就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超生似乎并不如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人们不禁要问，透过层层的现象和数据，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了解目前中国人口的现状至关重要。

　　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而在各地方上的计生部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

　　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计生工作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中具有“一票否决”的特点，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计生工作的效果相当敏感，记者联系了几个省区的计生部门，也同样无法得到当地近期的超生统计，即使是王容家所在的地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也矢口否认当地存在严重的超生情况。

　　第一手的数据无法得到，记者只有求助于从其他数据来推算结果了。

　　从原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00年统计年度各孩次出生数》中可以了解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所在家庭中已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为20万人，考虑少数民族当年出生约10万人左右，再加上补报出生的36万人(多为多胎家庭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人口”不会超过50万人，不到当年出生总人口的3%。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俗的说，就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它能够很好地说明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从长期看，要稳定保持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应在2.1左右，也就是每家生育两个孩子。

　　另一个概念是政策生育率，也就是按生育政策执行后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可以概括为“城市一胎制、农村一个半，少数民族更多”。所谓“农村一个半”，就是允许农村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孩之后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的政策。如果严格按照计生政策执行，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到了大多数，城市的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的多胎相互抵消，可以得到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即政策生育率应在1.55至1.56左右。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中国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这个数据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这意味着中国2/3左右家庭为1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后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不赞成这个数字，他表示，由于各地的地方性政策以前并不完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如广东省，原来一直以来执行的是“农村两孩”政策，在最近才调整为同全国一样的“一个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在农村执行的是“二胎制”，所以必然造成前期的总和生育率较高。但李伟雄没有表示自己对“超生人口”规模的估计。

　　这个数据得到了山西省情况的支持，据《山西商报》报道，山西省每年40万至50万左右新生儿中，80%以上为符合政策的合法生育，其余多为超生。也就是说，山西省的超生比例也接近20%。

　　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16亿”上限能否限得住

　　2000年12月5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新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2005年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计生国策执行22年中，中国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与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人们似乎开始淡忘曾经的“人口警示”，乐观情绪再次在社会上弥漫，一些观点针对出生儿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认为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过时”，应当“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着重考虑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数量控制应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西方媒体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的生育权”。然而，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存权和生育权孰重孰轻，却是他们所忽略的。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人口迅速膨胀的中国，任何对人口的警世危言都不应理解为空穴来风。

　　早在20世纪初期，抱着救国存亡思想的人们，就曾经爆发过“人口过多是否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的争论。当时有人提出问题：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降至7亿以下，对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来说更为适宜。有学者进而提出，与美国相仿，中国的人口在2亿至4亿的规模最为合适。

　　但现实是中国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国土上都将承载高于理论适度值2到8倍的人口。我们往往问得更多的是，中国能承载多少人口。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生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在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技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压力。

　　持续的人口压力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是一场考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资源、人均森林资源、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消耗能源等等都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6。近两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给国人展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物”并不“博”。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原材料均不能自给，其中石油、铁矿石等基础原料的对外依赖型越来越大。另外，多次发生的黄河断流、长江洪涝、淮河污染等事件，也正是人口密度过大，对自然界过度侵夺的最好证明。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各个省份中，四川、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13个省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而对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较发达地区来说，人口虽然仍在经济承载能力内，但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

　　城市化本来是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手段之一，但过度的人口也令迅速扩大的城市不堪重负，首都经贸大学推出的《北京市人口合理规模研究》中指出，北京市人口规模最大承载力在1500~1600万人，在无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北京市未来人口将于2007年达到峰值，但如果计算上外来迁徙人口，目前北京已经接近了报告中的人口峰值。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m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过度的人口规模使北京缺水问题雪上加霜。 另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严重影响着首都人口的生活质量。

　　不难看出，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如同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迅速向前发展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减缓的人口增长，依然保持着不小的反弹势能。如果在生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上不能把握住关键问题，就可能带来人口政策的倒退甚至失控。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来之不易的任何进步，都有可能被不断增加的人口分母所消耗。利剑落下，斩断的将可能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

　　陕西省岐山县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其中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而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三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从全县14个乡镇出生性别比例情况看，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9个乡镇。有29个村连续三年计划内二胎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记者 勾晓峰 林郁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