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记者谢念) “摘豌豆尖”现象凸显教育畸形竞争

　　几家学校抢挖一个高分复读生优厚待遇惠及兄弟姐妹

　　郭腾还是晚了一步。当他驱车从贵州省毕节市赶到同属毕节地区的织金县时，张发扬已经被省城贵阳市的一家民办中学抢先接走。

　　郭腾是毕节地区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老板 ，两年前投资办了当地规模较大的一所民办中学，并与地区共青团组织联手，仿照“宏志班”模式，每年面向全地区8个市、县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招收一个班，免收其学费、生活费。

　　而张发扬，则是今年织金县高考理科状元，因不满意录取他的高校，他打算复读重考。尽管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但张氏几兄妹很争气。张发扬的弟弟今年也摘取了全县中考状元桂冠。

　　招生季节，一场生源大战正在毕节地区城乡激烈上演：一些今年高考“战绩”优良的学校，纷纷在校门和街头拉开横幅，捕捉家长和学生的视线。“热烈祝贺六盘水三中考取清华大学4人，居全省第一”……

　　7月底8月初，郭腾放下手中的生意，和他聘请的校长吴昌荣一道，分头走村串寨，几乎是用“放大镜”搜罗着优秀学生。

　　“皮都晒脱了。”吴昌荣形容其中的艰辛。

　　获悉张发扬准备复读的信息，吴昌荣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与张发扬取得联系，希望他来本校就读。对方却告知，此前，已经接到了贵阳、安顺两市几家名校的入学通知书。

　　“除了免除你的学费、生活费，我们还将提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人宿舍……”好说歹说，张发扬终于动了心。和吴昌荣约定，第二天早上派车到织金接他。

　　就这样，本文开篇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第二天，亲自出马的郭腾在约定地点左等右等不见张发扬的身影，跑到乡下张的家中，才知道，头天晚上，贵阳那家民办中学先下手为强，不但将张和他的中考状元弟弟“一网打尽”，而且，作为条件，一并捎带上了他们成绩一般的妹妹。

　　郭腾心有不甘，索性追到贵阳。结果，遇到了更戏剧性的场面：张家兄妹刚到贵阳，屁股没坐稳，居然又被当地一所区属公办中学寻机接走了。

　　郭腾再追至那家中学。

　　有了自己挖别人墙脚的前车之鉴，校方警惕性甚高，任凭郭谎称是张发扬的叔叔也未能获准入校。最后，好不容易，郭夫人才在几名教师的“陪同”下，勉强见了张一面。

　　“尖子生”就像“豌豆尖”示范性高中摘得最多

　　“这么多学校不惜血本争夺少数‘优质生源’，算的账，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学生本身，更在于他们对于其他学生的‘广告效应’。”吴昌荣说。

　　吴昌荣是退休后受聘于郭腾所办学校的，退休前，多年担任毕节地区第一中学校长。2002年12月，该中学被贵州省教育厅评为毕节地区迄今惟一一所省级二类示范性高中。

　　经过几次评选，贵州全省先后有25所中学进入一、二、三类省级示范性高中行列。

　　在人们口中，这些享有面向全省自主招生、自主考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中学，通常成为“优质教育资源”或“高教学质量”的代名词，拥有对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吸引力。

　　跻身示范性高中，因而也成了更多中学千方百计“奋进”的方向。

　　“即便如此，近年，随着生源竞争日趋激烈，原本只有别人求上门的示范性高中，同样加大了争夺‘优质生源’的力度，使得非示范性高中面对竞争越发处于不利地位。”毕节地区一家公办高中的校长乔山说。

　　有报道称，在贵阳，重奖是大多数学校招揽生源的招数之一。今年晋身二类示范性高中的贵州省实验中学提出，报考该校且考分超过或达到省级示范性高中最高录取线的贵阳市考生，入校后一次奖励1万元。

　　据透露，就连省内最“牛”的贵阳一中、贵师大附中、贵阳六中等校，也分别承诺对中考高分报读本校的学生给予几千元不等的补贴，并有减免学费等各种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全省各地的‘尖子生’相当部分都被示范性高中收入囊中。许多基层中学的老师形象地把这比喻为‘摘豌豆尖’———将豌豆豆苗最好最嫩的部分摘了去，‘教学质量’不好才怪！”吴昌荣说。

　　为此，许多地方不得不对本地“尖子生”采取“保护性措施”，包括不向前来招生的“上级”学校提供学生的学籍档案等。

　　“让更多的孩子上大学”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那些某一地区、某一学校高调宣传的高考样板，其实很可能就和张发扬一样，是从另一地区、另一学校挖来的往届高分复读生，与学校的真实教学质量并无多大关系。”乔山说。

　　他认为，不是面向全体学生，真正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上下功夫，而是靠“拿来”“尖子生”造成“高教学质量”的假象，从一个侧面凸现了当今中国教育危险、浮躁的畸形竞争。

　　“与素质教育的理想目标相悖，事实上，在人们谈论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时候，很大程度已经把它与‘高升学率’等同了起来。”他说。

　　“说到底，‘摘豌豆尖’现象的背后，还是高考这根强劲的指挥棒在起作用。”吴昌荣分析。

　　吴印象很深刻的是，去年，因为高考升学率下滑，毕节地区下辖一个县的第一、第二中学的校长都被撤了职。

　　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将“让更多的孩子上大学”提到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认识。

　　“不能片面责怪我们的学校和政府部门急功近利。在社会评价体系未彻底改变之前，我们就很难完全摆脱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两难困惑。”吴昌荣指出，“毕竟，相比于很难用具体指标衡量成效的素质教育，高考升学率这一指标无疑看得见、摸得着、‘硬’得多。”

　　“我们可以不给学生成绩排名，但社会可不可能不给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升学率排名？”他反问。（除吴昌荣外，本文其他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