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7日兰州事件后，一年的时间劫持人质案件连绵不断，至今已有二十多起，这两个月更是进入了高潮。而且我预言类似的劫持案件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出现群体人对群体人的劫持，甚至恐怖劫持。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而一旦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准备好了吗？— —著名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

　　正如一位专家所言，除了黑社会性质的劫持人质行为，其他的大量此类犯罪乃是困窘者在生活重压下的激愤之举，这样的犯罪行为是可以通过谈判来中止的。

　　一次中止的劫持行为

　　为给父母治病，他铤而走险将刀架在了一个大款的脖子上，但后来两人成了朋友。四年前，也是在长春，王涛声与陈浩然有着相似的经历。只不过，他的绑架劫持行为中途戛然而止。

　　2000年初夏的一天，王涛声带着一把匕首来到长春市富人云集的五星级酒店——名门饭店，盯上一个从奥迪轿车上下来的“大款”。这人大热天依然穿着毕挺的西装，夹着一只鼓囊囊皮包，派头十足。

　　王涛声尾随着大款进了电梯，只有他们两个人。王涛声掏出匕首抵在了“大款”的喉结上。“给我钱！”片刻的寂静之后，“大款”爽快地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人民币给了他，那天他准备在这家饭店请北京来的朋友吃饭，身上正好带了一万多元现金。

　　但是刀子并没有离开喉结。电梯一层层地下行，也许王涛声紧张的神情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大款”开始放松下来：“朋友，我看你不是做这事儿的人，你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不要伤害我，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我帮你。”“我的确是万不得已呀。”匕首掉到了地上。随后，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大款”为自己和王涛声各要了一杯茶，两人开始面对面的长谈。

　　这位遭遇劫持的“大款”就是长春市人大代表、糖尿病医院院长孙喆。

　　因为潜心研究数十年的一批治疗糖尿病药物得以问世，他每年除了正常行医的收入之外，还有约50万到100万元的专利费进账，的确是“大款”。

　　8月17日，孙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事情，即便已过数年，当时险遭劫持的情景清晰如昨，而王涛声对自己境遇的倾诉也依然在耳。

　　那一年王涛声才21岁，母亲得了心脏病急需住院治疗，父亲长期患有风湿病，也需要药物。为了挣钱给父母治病，2000年初，王涛声从家乡来到长春。

　　他先是在开发区的一个工地上找了份建筑工的工作，干了六个月零10天时，包工头跑了，王涛声一分钱工钱都没拿到。接着他又在市内找了一个工作，眼看干到一个月该发工资了，老板却说老板娘的手机被人偷了，怀疑是工人偷的，就强行从他们的工资中每人扣了300元钱，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王只拿到了200元钱，除去生活上的开销，所剩无几。

　　“连续两次被人骗，当时觉得城里没一个好人。”王涛声在电话里对记者回忆说，家里等着他拿钱救急，而他手头上却一分钱都没有。想到这些，他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听人说在名门饭店出入的都是有钱人，他准备了一把匕首去了那里。

　　刚开始，他心里非常害怕，但一想到这半年多自己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和正躺在床上急需用钱的父母双亲，他还是忐忑不安地决定劫持有钱的城里人。

　　“我从来没干过坏事，但是家里实在急呀，靠打工，到哪天才能挣到钱？”

　　比陈浩然幸运的是，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劫持犯，甚至交了一个终生的朋友——他试图劫持的“大款”孙喆。孙没有报案，还援助了他6000块钱。

　　除给父母治病外，王用剩下的钱在德惠市米砂子镇办起了一家豆腐作坊，孙则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销路。每天8点钟之前，他加工的豆腐会送到市里的六家工厂和两家医院。

　　劫持人质案件全国“串爆”

　　一位专家说，和平年代里最极端的犯罪类型——劫持——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其危险程度仅次于恐怖袭击。

　　然而，其他绑架者并没有王涛声的幸运，他们往往走上与陈浩然相似的路。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以来，经媒体报道的劫持人质案件出奇地多了起来。

　　先是在银川，一位饭店老板的太太被她相熟的同乡持刀劫持，人质死亡；随即发生长春人质事件，然后，在吉林德惠、在北京通州、在四川成都、在湖南醴陵、在辽宁锦州……都有绑架案件发生。

　　而就在记者介入采访的上周，劫持案件又有发生：8月15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一名患者家属劫持了值班医生，喊叫着要和院长对话，追问他的父亲为何突然病情恶化死亡，僵持近两个小时，警察扑上去抢下他的刀救出医生；8月17日，在石家庄的妇女儿童教育活动中心，一名男子用菜刀劫持两名儿童，索要2500元回家路费和一把手枪，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后，警方开枪击中了他，所幸两名儿童平安无事。

　　“劫持案件如此高密度地发生，在全国几乎形成此起彼伏的串爆态势，这在中国的社会治安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我国著名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8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揪心地说。他的语气像放鞭炮一样急促，让人仿佛闻到战场上才有的硝烟味。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和平年代里最极端的犯罪类型——劫持——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其危险程度仅次于恐怖袭击。”高锋说。

　　如果要给串爆的劫持人质案件找一个引爆点的话，那就是一年前的“兰州事件”。

　　高锋教授向记者转述了“兰州事件”的经过：去年8月17日下午2时，在兰州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名男子叩响了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刘恩迁的家门。他的妻子上前打开门，一支手枪马上顶在她的脑门上。正在里屋的刘恩迁闻听“救命”声，第一反应是拨打110报警。刚放下电话，劫持者押着他的妻子找到了他。警方出动近200名巡警和特警到场，不到1个小时，“高压式”的谈判即告失败，被激怒的劫持者在几秒钟内，先开枪打死刘恩迁，接着打伤他的妻子，然后开枪自杀。

　　“兰州事件”后5个月，又一起劫持案件发生。今年1月19日，在地处昆明闹市区的中信实业银行一间营业部内，一名男子手持炸药包劫持银行一名女工作人员。警方接警赶到了现场，但炸药包还是爆炸了，四人受伤，包括劫持者自己。

　　劫持人质案件随后开始在全国呈骤然上升势头，形成串爆之势：3月23日，在广东佛冈打工的一名男子砍杀两人并砍伤一人之后将一13岁女孩劫持为人质，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击毙了劫持者，人质无恙；

　　5月18日，在珠海香洲扬名广场，一名男子手持尖刀跑进停车场上一辆白色私家车内，将一名7岁的男孩劫持为人质，所幸经过4小时说服，劫持者放下了手中的刀；6月21日，安徽六安一男子带着汽油和匕首，在当地理发店劫持一12岁女孩，警方与之周旋5小时，劫持者被击毙，人质无恙……

　　但是真正的“高潮”却是随后才到来。

　　7月上旬，相隔不到一周里发生的两起劫持事件，令人一时议论纷纷。

　　其一发生在7月2日的银川。一名相熟的同乡持刀劫持银川某饭店老板的太太，要“借”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闻讯前来的警方选择开枪击毙劫持者。

　　结果一枪过去，子弹却正好击中人质的头部，子弹头穿透人质之后撞到墙上，又反弹回来击中了劫持者的脑门。其结局是人质死亡，劫持者轻伤。

　　其二即是7月7日发生在长春的陈浩然劫持“宝来”车主事件，陈与人质均告死亡。

　　“去年8月17日兰州事件后，一年的时间劫持人质案件连绵不断，至今已有二十多起，这两个月更是进入了高潮。而且我预言类似的劫持案件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出现群体人对群体人的劫持，甚至恐怖劫持。 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而一旦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准备好了吗？”高锋忧心地对记者说。

　　劫持人质案件趋于“泛化”

　　过去劫持案件通常都是职业犯罪，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但是现在人们手头没钱了，拿着一把水果刀就劫持人质了。

　　“他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的窘迫和心理的失衡使得他们用一种疯狂的状态向社会反扑。你听说哪一个大款去劫持人质的吗？你听说过一个处长劫持人质的吗？一个劫持者走到这一步也是出于无奈，虽然这种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被道德所指责。”

　　据高锋的观察，目前发生的劫持案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劫持者几乎都是进城的农村青年，他们被农村的贫困逼迫来到城市，却在城市里遭遇不公、受到欺骗或者纯粹出于妒富心理；而被劫持的人质则通常是看起来掌握着现成财富的人：开着私家车的城里人、出入高级社交场所的“大款”或者银行职员等。

　　与此同时，社会的浮躁心理对劫持案件的发生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其他犯罪不同的是，劫持案件往往带有极强的预谋性，它的目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要钱，一种是报复，而前者更为普遍。

　　“观察一下以金钱为目的的犯罪，你会发现过去一些犯罪分子做得比较多是偷盗和抢劫，但是现在，试图通过劫持人质达到目的似乎更为普遍地运用。这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也是有关的。”吉林司法警官学院翟恩波教授分析道。

　　翟恩波说：“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讲，不管你承不承认，现在的人的观念多元化了，不再像过去那么循规蹈矩。心理也非常浮躁，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这是社会的通病，使得一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不再满足于小额的犯罪。”

　　现在的腐败案件，纠出一个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一些经商者，他也不是老老实实一点一点地积累，而是造假售假、欺行霸市。这种风气也延伸到劫持案件之中，抬高了一些潜在的犯罪者的心理底线。过去小偷小抢，现在要做就做大案，动不动抢银行、劫持人质，开口要价就是几十万。专家们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都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劫持人质案件有正在“泛化”的危险，过去劫持案件通常都是职业犯罪，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但是现在人们手头没钱了，拿着一把水果刀就劫持人质了。

　　比如大学生劫持小学生、外甥劫持姨妈，泛化到校园、家庭，泛化到小孩都模仿。

　　可以被中止的劫持

　　吉林省公安厅于本月初出台的一套处置劫持人质工作预案，有关专家认为，有效的谈判可以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从而中止犯罪，但是目前国内谈判专家的运用是一片空白。

　　虽然人们一时无力控制劫持人质案件的蔓延，但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已经让警方开始反思：当劫持发生时，自己的应急机制是否足以有效应对？

　　在长春人质案中备受群众责难的吉林警方首先付诸行动。针对人质劫持事件甚嚣尘上的形势，吉林省公安厅于本月初出台了一套处置劫持人质工作预案。

　　该厅有关负责人称，这套预案是吸取国内外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经验教训，广泛征求公安部和兄弟省市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及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意见，汇集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各有关警种智慧的预案，突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把确保人质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原则，按照接警出警、警力调动、指挥部署、现场封锁、解救处置、应急措施、善后工作、保障措施等工作流程，明确了部门分工、明确了处置程序、明确了法律规范。

　　据悉，预案得到了公安部有关领导和国内有关专家的肯定和支持。与此同时，为了保障这套预案的顺利实施，吉林省公安厅准备近期组织一次由各部门、各警种参加的实战演练。

　　但是，在目前国内知名的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看来，仅有预案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有实现预案的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培养高素质的谈判专家。

　　“在解救人质中，谈判专家作用巨大。他能迅速有效地稳定缓和劫持者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有效的沟通拖延时间，并且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在湛蓝的天空下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欲望，消散他的犯罪激情，让他从半理智不理智的状态回到理智的状态上来。”高锋说。

　　但是目前国内谈判专家的运用是一片空白，高锋认为，这是包括长春、兰州等地的解救人质行动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如果能够有效地使用谈判专家，一般的劫持案件成功率完全可以达到80%以上，但是现在成功率不到一半，而这一半当中，几乎都是侥幸成功的案例，有的根本没有谈判过程，有的则是谈判毫无章法。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上周，北京已有17名警员在一个反劫持谈判培训课程上毕业。而从8月18日到9月20日，吉林警方将选派一批警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谈判培训，成都、昆明也酝酿培养专业的谈判警员。他们将在今后的劫持人质案件中发挥作用。

　　然而，仅有警方行动起来是不够的，正如长春市人大代表孙喆所说，“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治安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警方需要反思，社会更需要反思。我们谁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