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湖南频道8月15日消息，几年前，湖南桃江县政府为修建“休闲广场”，在征地、迁拆中将20多户农民安置到了当时比较荒僻的“凤凰北路北侧”。后来，政府在附近炸山开路、新建党政办公大楼，“凤凰北路”周边的地皮一夜之间变得更值钱了。县政府见此情形，立马改变主意，将那些失地农民安排到一个地势低洼的“ 水淹死角”……时至今日，20多户农

　　民已经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了4个年头。（《政府搞建设 群众就遭殃——湖南桃江县征地拆迁调查》）

　　桃江县如此对待拆迁失地农民，据说已引起了省、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信问题迟早会得到妥善解决。由此，凸显的另一种现象——大兴土木，重建党政办公大楼，我觉得已到了非“议”不可的地步。

　　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中小城市的急剧扩张，县市委、政府所在地，有的变成了商家看好的“黄金码头”，有的夹在林立的高楼丛中，显得不怎么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统筹兼顾，量入为出，“卖”掉原有房产，另择新址，重建办公大楼，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问题是，不少地方的党政办公场地，在所处位置、办公设施诸方面，原本就不影响“为经济建设服务”，可一些主政人员总是挖空心思，在“搬迁”二字上打主意。眼下，新办公楼修得像宫殿，一次整体搬迁花掉几个亿的，在一些财政收入并不丰裕的县市，时有所见。再加上党政各部门纷纷跟进，短期内“砸”进去的基建资金大得惊人，由此造成的重复建设、贪大求洋、拖欠民工工资等流弊也日渐显现。对此，有智者讥之为“办公楼经济”。

　　“办公楼经济”之所以在一些地方“热”得如此厉害，在我看来，关键在于部分官员执政理念、市场意识的错位。

　　一是滥用政治资源。在官本位观念在一些地方仍占上风的今天，党政首脑机关所在地，在政治上的“导向”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县委或市政府机关搬家了，城建部门起码得将马路修得漂漂亮亮；旅游局对宾馆建设问题自会急如星火，众多公务员的孩子到哪上学？教育局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于是乎，转眼之间，地皮升值，GDP骤增——公共政治资源异化成了某些官员“拉动经济”、为个人捞取政绩的隐形魔杖。

　　二是有违市场法则。从市场经济学角度而言，党政机关即便确需搬迁，也得考虑新迁地在供需方面可能存在的诸多矛盾，否则，难以避免踏入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泥沼。然而，现在一些地方的情况是，有的县城不过三、四平方公里，而党政办公场所竟然迁到了郊外数十公里的地方——从水、电、气到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一切都得围着主政官员的脑袋转。由于在选址上有违市场规律，不少党政机关所在的“风水宝地”，不仅让群众办事极不方便，而且商店门庭冷落，沿途一派冷清。

　　三是无视公众权利。党政机关重建办公大楼，花的都是公共财政的钱。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政务公开的要求，事先必须征得税纳人的同意，或就工程预算举行市民听证会、或请媒体公示整体搬迁方案，通过法定程序取得“动土权”。可惜，极少有官员这样尊重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与参予权。他们动用成千上亿的公共财政资源，居然宛如囊中取物一般便利，足见部分官员不尊重民意到了何等地步。

　　“办公楼经济”是官员“政绩情结”酿造的一个怪胎。我以为，摘除它并不难：其一，加强制度建设，严把“机关大院搬迁”审核关，不妨出台类似“亏损国企不得购买小车”那样的硬性规定，从公共财政配置机制上遏止官员的“迁址冲动”；其二，对具备搬迁条件的县市 ，在选址、资金运行等方面充分听取专家、市民代表的意见，并将相关情况公之于众，不让官员有“个人说了算”的机会；其三，组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中立机构，在同级纪委、监察部门的配合下，对搬迁动议、工程预算、施工进度等进行全程监理，从政治、技术两个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徐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