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８日电 ４７岁的王明高最近比较忙，他是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名普通干部，但他的主要精力却集中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如何从制度上预防和惩治腐败。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王明高说，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跳出常规思路，“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为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创造重要 条件”。

　　这项名为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的课题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与重视，吸收了来自经济界、法学界、社会学界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的约７０位研究人员。

　　已经提出的建议措施包括：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用来衡量官员是否清廉；实行金融实名制，打击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完善防止资金外逃的办法，堵住非法收入向国外转移的通道；建立特种审计制度，防范可能滋生的腐败；创建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淡化腐败动机。目前，部分建议措施已经在一些省市试行。为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全国人大以及相关机构也在为相关法律的出台做积极准备，其中包括《遗产税法》、《金融实名法》、《不动产登记法》、《反洗钱法》等。应邀参加这个研究课题的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研究成果有的已经或将会进入中央的相关决策。其中，实行金融实名制、预防资金外逃等获得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与关注。”

　　李永忠说，这表明中共正在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而早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为它确立了标杆。他说，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向全党敲响警钟：“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小平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要坚持两手抓”，“这两只手都要硬”是邓小平经常被引用的名言。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时，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李永忠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法律与制度权威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８１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同其它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五条及其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进入２１世纪，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在２００２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今年２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共建党８３年、执政５４年来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在依法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国务院今年３月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温家宝总理指出：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中国要在５年内立７６部法，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记者查鑫 李京华）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