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汽车品牌分营、合营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有人喜用“上纲上线”法:只要将问题提升到“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等高度,就可以使持不同观点的人噤若寒蝉,从而不战而胜。
“分营制度”的主张者们认为:随着汽车进口配额的取消和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进口车的竞争力更强了。如允许进
口车利用国产车的营销渠道(即“合营”),就会对国产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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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国汽车工业形成冲击,同时还会令合资外方减缓在华投入资金和技术的步伐,而仅将中国作为倾销的市场或组装的车间。只有采用分营制度,才能延缓进口车进入中国的步伐,从而为国产车的经销商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以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此外,分营还有助于中方保住在合资公司里惟一的“话语权”——营销话语权。
果真如此吗?所谓“冲击”,是指国产车的价格吗?事实上,进口车尚未合营,而国产车的降价大戏早已“你方唱罢我登台”地演个不停了。国产车降价的原因众所周知,降价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担心这种“冲击”,至少广大的消费者不会赞同。
那么,“冲击”是指市场占有率吗?首先要搞清楚:进口车冲击的对象是谁?是外方在华的合资产品吗?这不等于自相残杀吗?显然没有道理。是冲击民族品牌或其他外方的合资品牌吗?实际上,到2006年6月,汽车关税降至最低的25%之后,加上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项,进口车仍将比其在国外的价格高出约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民族品牌和合资品牌还竞争不过进口车,那还值得同情、还扶得起来吗?不错,上海牌轿车没了,贵航云雀也奄奄一息了——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市场竞争就是要优胜劣汰吗。
进口车当然会消化一部分市场需求。但那些一心购买“高档原装进口”的用户,那些喜欢与众不同、不愿购买大路货的用户,本来就不是国产车应该考虑的市场份额。除了争夺这种“拾遗补缺”的细分市场之外,外方还会进口可能会成为中国主流产品的车型,但目的只是为了试探中国市场的反应,以便正确选定今后引进的车型。显然,这些都是不足为惧的。
当然,从理论上讲,销售网点越多,销量也会越大。如果允许进口车利用国产车的销售网络,肯定有助于进口车销量的增长,并挤占一部分国产车的市场份额。但这种增长不可能是爆发式的、具有冲击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进口车取消保税政策之后,经销商的成本风险急剧增大,同时,进口车的销售利润也将随着竞争的加剧而继续下降。风险与利润这一增一减,经销商能不慎重行事吗?其次,进口车不是萝卜白菜,外方不可能不设一定的门槛。因此,进口车销售网络的扩张也是有限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民族品牌还是合资品牌,现在早已今非昔比了。曾经火爆畅销的现代酷派跑车为什么会巨幅降价,不就是国产的美人豹给逼的吗。奇瑞和吉利不是开始走出国门了吗。所以,不要以为国产车还像过去那样不堪一击。适当的自信还是必要的。
再说,就算实行“分营制度”又能怎样呢?现有的汽车销售模式,无论是交易市场、3S/4S专卖店,还是区域特许、单店特许,都普遍存在“掮客”现象:一些人专门寻找买主,再将买主领到经销商处。一旦成交,即可从经销商处领取“介绍费”。这种做法,对经销商而言,比搞无店铺直销还省钱(不用付底薪);对掮客而言,是无本买卖。双方各取其利,皆大欢喜。因此,即便坚持分营,进口车的经销商完全可以动员国产车经销商或业务员作自己的“掮客”,从而使渠道壁垒不攻自破。所以,“分营制度”不可能达到“狙击”的目的。
关于“分营”可防止合资外方仅将中国作为倾销地或组装车间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早已成为了现实,又关“分营”、“合营”什么事呢?关于“分营”可促进外方对合资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的想法,就更加令人困惑了:外商投资中国,是为了扶贫或助学吗?大众、通用等外商为何大幅增加在华投资?皇冠、佳美、凯迪拉克等品牌为何落户中国?这些与“分营”“合营”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至于合资公司的“话语权”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们与外方差距甚大。既然技不如人,为什么还要握住“话语权”不放呢?而且,中方握得住销售话语权吗?“销售模式”应该属于最重要的“话语权”,现在最流行的“3S/4S专卖店”模式,难道是中方提出来的吗。
爱国者们说:要给经销商争取时间,以便他们提高竞争力。但我们的经销商们有这种自觉性吗?看看他们这几年是怎么做的吧:产品供不应求,置排队的顾客于不顾,谁愿加钱就给谁优先提车;产品出了问题,顾客急得跳脚,经销商们却推三阻四地踢皮球……这些问题,如果不改变外部竞争环境,就算再保护10年20年,恐怕也难以改观!关于汽车的销售渠道及模式,汽车业发达的国家也还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并无一定之论。新的产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未予明确规定,我以为这是非常明智的:合营也好,分营也罢,悉听尊便!有什么问题吗?去问问丰田吧。丰田当然不会说三道四——丰田正忙着为他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凌志)建设独立的营销渠道。而凯迪拉克的销售权,也肯定不会授予上海通用现有的全体经销商。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都是在权衡各方面利害得失之后的一种取舍。因此,政策的制定,尤需兼听则明、集思广益。(作者:杨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