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瑞士）] 2002年1月，我接受一个由瑞士国家研究基金(SNF)国家研究竞争中心(NCCR)资助的博士后职位，从比利时鲁汶来到瑞士苏黎世，从事神经可塑性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工作，所在机构是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放射研究所和Balgrist大学医院瑞士瘫痪研究中心，有幸在这个欧洲最有名望的大学城从事我所喜欢 的功能核磁共振工作。

　　功能核磁共振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技术应用大约在1995～1996年间趋向成熟，开始在心理、医学、神经学、语言学、视觉科学等方面得到很多应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最初大多具有核磁共振物理学或化学背景，因为需要很多的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现在随着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特别是神经科学家和神经科医学研究人员，因为应用毕竟是关键。

　　瑞士对于科学研究有很好的环境和传统，国家投入一直占很大比例，因为一直处于独特的中立和平国家地位，吸引了大批德语科学家到这里工作，最出名的像爱因斯坦。瑞士也是人均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最近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在1996年。2003年，瑞士联邦高等工学院(ETHZ)作核磁共振频谱研究的又获得了物理奖。对于神经科学这样比较难以找到工业界资助的工作，瑞士国家基金(SNF)自2001年起，设立了NCCR这样一种基金来激发促进其工作，这样的基金实际上是一种种子基金，最长资助时间为12年，几年之后项目有了基础，就能有机会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NCCR的钱就抽回了，象Novartis这样的瑞士药厂一直对神经科学有研究资助，那时候NCCR就会转向资助其他新项目。

　　瑞士的教育系统非常的欧洲化，就是说没有什么“精英教育”，据报道，全瑞士有3/4的13～15岁孩子进入高等技术学校，跟师傅学手艺，然后在18～20岁左右通过学徒考试，成为面包师、园艺工人、厨师、木匠、橱窗艺术师、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3/4这个数字对于我这样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人来说比较惊人，我知道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都有这样的学校，让小孩子很早就成为有手艺、能养活自己的人，但是比例好像没有那么高。我本人非常赞同这样实用的教育传统，相比中国父母省吃俭用给孩子上了学，最后很多孩子学了就业前景并不理想的专业，结果家庭给孩子的大学教育的投资也往往得不到回报。对于瑞士这样一个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父母好象也并没有为了没有给孩子上一个大学感到内疚，政府也没有鼓励推广普及高等教育。但是，瑞士政府对于科研投入又相当多，实际上是在花钱大量雇用外国智力工作人员，省去了前期的培养投资，保持科研竞争力水准，而且这些外国人很多人最终会转到他处，不会遗留过多的养老负担。对于瑞士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国民收入全靠旅游、银行、制药和高科技产品的国家，这样的政策非常有战略眼光。事实上，NCCR所支持的项目，看似阳春白雪，没有什么应用前景，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为瑞士的工业服务的，象神经科学的老年痴呆症，随着各国人口的老龄化，在老年痴呆症上，政府福利负担会越来越大。在治疗上，任何药物研究的进展都会让药物企业和政府喜出望外。

　　苏黎世的教育研究体系和德国很类似(法语区的体系有所不同)，熬到教授很难，但是一旦成教授，权力相当大，从经费支配到人员配备，都有相对充足的支持，经费即使不申请，每年也有固定数量的配备(这一点和日本相似)，所以压力相对美国的教授要小的多。

　　在瑞士工作，老板并不催你，但是几个月一次的全所报告会，看人家都做得花团簇拥，自己也不能让人家比下去，虽然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理解对方做的课题内容。很多时候有人在上面列一大堆公式，再做一些模拟演示，下面大概有一半人听不懂。所以每次开会，所秘书都会每个办公室门口探一下头，说：“支持一下。”没有秘书的催促，估计到会的人更少了。

　　外国人也好拉大旗做虎皮，我所在的所谓瑞士国际瘫痪研究中心，其实全所不过20来个人，一半是瑞士人，一半德国人，还有几个荷兰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我这个唯一的中国人。毋须否认，瑞士的学术界非常开放、公平，只要你有能力，有毅力，不管你从哪里来，总是能熬到教授。博士拿到后，慢慢熬吧，发满15篇文章，其中一定数量的第一作者，就可以上交评审委员会，就有希望拿到永久位置，但是僧多粥少，竞争相当激烈。这样的体系虽然看似残酷，但是这样的政策确实保证了学校的水准和竞争力。我知道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所谓的移民国家，都优先本国公民，然后是绿卡持有人，然后才是外国人。瑞士有鼓励滞留美国的科学家回国工作的特设基金，我也碰到过在哈佛做教授、回国讲学的瑞士人，没有看出他们有想回国当教授的意思。看来对于雄心勃勃的人，瑞士还是太小了，虽然工资比美国高，却未必能把本国的人才全吸引回来。

　　作为一个瑞士人高度组织能力的体现，所有在苏黎世做与神经工作有关的人都给组织在一个叫“苏黎世神经研究所”的机构下，其实所里就一间办公桌，几个秘书，每年组织几次博士生野营、研讨会，给博士生发些讲座和课程安排E-mail。NCCR的神经科学组每年要开几次研讨会，每次要你发POSTER和文摘，然后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包个会议和休假中心，住上两三天，开会、研讨、组织得很隆重。所以一年下来，也算文山会海，让人觉得做科学工作是件很大的事情。当年的NCCR会议上，除了常规的活动外，会议还邀请了芬兰的类似国家科研竞争力中心的机构代表来交流经验，受邀前来的女士介绍了一些他们怎样吸引被象NOKIA这样的工业机构吸引去的人才留在教育科研界，还有提到了一些国际合作，其中有中国的相关合作。在所有的科研报告中，其中有一个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瑞士科研能力的杰出水准。课题非常好懂：研究家鸽脑电图和定向能力的关系。课题组的三四个工程师花了三个月时间实现了项目，他们用了一个全球定位装置的微芯片，太阳能供电，用数字相机用的内存芯片记录数据，在家鸽的头骨上植入脑电图电极后，让家鸽戴着这个“头盔”在远地放飞，回家后从内存芯片里调出数据，然后分析。整个课题的设计和实试涉及了多个领域的技术，然而计划实施得非常紧凑，结果也相当让人信服。

　　工作之余，瑞士的生活相当枯糙乏味，我又不喜滑雪攀岩，所以每到周末，就和我的加拿大同事泡儿去看电影，一年多下来两人把《哈利波特》、《指环王》从第一辑看到第二辑，还有中国电影《英雄》和成龙的武打片。时间长了，我发现苏黎世像我们这样的书呆子不少。有十来个博士生和几个年轻博士后组织了一个学会，每周五到酒吧、小饭店聚一下，讲讲自己的问题和见解，气氛很随和。我去了几次，觉得我们所来做课题的博士生和博后也不少，就和泡儿商量另外拉旗。几个星期之后，我、泡儿、赛义德，在医院附近的一家Kebap店成立了苏黎世第二个学会，一个星期后，成员增加了四个，这使我们很有成就感。

　　提到的赛义德是摩洛哥人，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拿的博士，他在苏黎世的经历比较“坎坷”：车给警察拉走，罚款，还挨了一顿训；在自己公寓的洗衣房抱着衣服要洗的时候给人拦住盘问是哪来的，在洗衣房这儿干嘛；在医院吃饭，发免费点心券的厨师跳过他，给在他后面的我一张票；寄到所里的每一封私人信都给打开过；家里老父中风，连夜买了机票大早飞机回家，在卡桑布兰卡机场给自己国家的警察关进去两天三夜，因为正好赶上卡桑布兰卡的爆炸案，他的身份文件没带全。

　　大学医院的大老板是做神经介入反射的，简单说，就是从股动脉插根导管到大脑，然后对于动静脉畸形、血管瘤和脑血栓等作线圈栓塞，或血栓再通。他是欧洲做得最好的医生之一，据说年收入有上千万瑞郎，以他每个病人收的5万瑞郎预缴押金，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压力是显而易见的，50来岁的人，看上去象70多岁的人，讲话一快就喘。因为作神经血管介入风险很高，一个微小的操作失误都会引起严重后果。这钱来得不易，他也没有时间去消费。自1993年起，他每年举办一次“苏黎世神经介入培训课程”，我连着两年上了两次免费课程，还连吃带喝。老板是讲排场的希腊人，每次最后的课程晚宴都到苏黎世的高档餐厅，带钢琴伴奏的那种，我和泡儿看过电影《我的盛大希腊婚礼》后，总要拿这个例子来笑话一下。但是老板有一点很不让人生敬，那就是手艺绝不外传，不管是远道而来的进修医生，还是本地的瑞士医学助手，一个不教，包括我们的小老板，另外一个希腊人。

　　瑞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资源浪费很厉害。整个苏黎世有大概十来台MR扫描机在做研究，但是相互没有什么协作，都是大家各搞一块，资源非常浪费，加上教授支配经费的权力很大，很多经费被用来开会、讲座、旅行，而且有时候还侵吞博士后的会议经费(一个博士后的年会议经费有6千瑞郎)。作为一个从发展中国家来的人，看到成千上万的钱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给挥霍掉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有更多更迫切的因为经费短缺而不能办成的事情需要做，而这里花上百万美元就为了出一两篇三流杂志上的文章！想来真是让人气急。
                                        (特约编辑Realist)